机关应否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在1996年修订刑法时即存在争论。我国1997年《刑法》第三十条明文规定“机关”可以作为单位犯罪的主体，但争论并未因此而停止。笔者认为，将国家机关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有利有弊，应当全面考察，不能只看到利，也不能只看到弊。其益处是反映了国家机关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实际，表明国家维护法律权威与尊严的立场和信念；其存在的问题是缺乏理论依据而且未予实际执行。笔者认为，规定单位犯罪，目的在于使单位受到刑法处罚，以遏制单位犯罪的发生。但规定国家机关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对国家机关判刑，不仅难以起到预期的作用，还可能产生不利的后果。因为国家机关是国家财政拨款单位，对其判处罚金，如果罚金由国家财政拨款，等于钱从一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国家机关并未受到处罚，也就不会发生判刑预期的效果。如果国家财政不拨付罚金款，该机关势必减少办公经费，这将对其工作的正常运行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国家机关的危害活动仍是由人进行的，只要对相关负责人员依法定罪判刑，就可以遏制其违法犯罪活动。比较起来，将国家机关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弊大于利，虽有规定却没有执行，实际成为置而不用。据此，“机关”不宜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刑法》第三十条中的“机关”一词还是取消为好。(作者马克昌 为武汉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