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49年以后，我们就和各种各样的性研究、性宣传隔绝了，“文革”以后，那更是进入了性忌讳、性压抑、性禁锢的时代。只要一沾上性，全民噤若寒蝉，闭口不谈。面对性问题和性实践，我们只有革命与下流的两极结论，我们只有圣旨和流氓两类人。这样，一些有性心理疾患或者性变态取向的行为就遭了殃.比如窥阴癣，比如露阴癣，比如恋物癖，那时一言以蔽之：统统是耍流氓。但说到底，这都是一些心理疾患，也有的近于生理疾息。

      我们的干部科长是个老革命。解放战争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我当兵时他已经休息了。听人说，杨科长提拔不了，原因是他有个老毛病，多年来多次调戏妇女，屡教不改。杨科长调戏妇女，那可谓是不分时间地点，不管有没有人在场，随时随地出洋相。比方说部队在露天舞台演一场节目，他就会钻到大姑娘小媳妇人窝里，隔着衣服到人家屁股上拧一把，到人家奶头上摸一下。比方说他在营房门口的庄稼地转悠，看到浇地的农妇，突然就会像阿Q一样发出“我和你困觉”的请求。像杨科长这种手段，他当然不会得逞。但杨科长的特点就在于，他从来没有得逞过，但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隔上一阵，就会有驻地附近的女人找到营房指认，怒喝一声：“就是他！”于是照例批评检查。杨科长的检查在我看来确实够深刻，每次他都痛骂自己“猪狗不如”，“畜生一样”。他的女儿比我们大，就住在军营。有一次大会检查，杨科长痛恨地说：“我自己也是有儿女的人，要是别人糟蹋我女儿，我能容忍吗？”这检查难道还不够触及灵魂？但检查归检查，过后照犯不误。他说：“那会儿就像鬼迷了心窍，就不由我。”最可笑的一次是他在师医院住院，一间病房四个病人。中午女护士例行测量体温，拉了拉他的手，递给一支温度计。杨科长却性欲顿起，一把抓住小护士的胳膊，就往蚊帐里拉。光天化日的，吓得女护士大喊大叫，医院病人都来围观。事后，杨科长照例是深刻检查，照例是屡整屡犯。批判的火力倒是越来越猛，对杨科长却收效甚微。杨科长这是怎么了？连部队首长也在叹息：老杨要改了那毛病，除非把那老家伙骟了。

 　　十年以后，各种性学著作渐次在书店露头，国人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性心理这门科学。二十年后，各家医院纷纷开设了精神卫生科，心理咨询也成为一种新兴专业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这时候我们终于想明白了，杨科长的屡教不改，其实是一种心理疾患。

　　现在一般的性社会学家都认为，“文革”以后拨乱反正，一直到1985年，中国人的性文化水平才大体上恢复到1950年代的状况。就在八十年代初期，让“文革”给闹得十分荒谬的事情还是屡见不鲜的。那时我已经转业到山西运城，一天我去医院看病，到外科，已经有几个病人候诊。其中有父女二人，那父亲看样子四十多岁，女孩也就十六七岁。这男人一脸怒气不息的样子，那女孩惊恐地看着父亲，好像是做错了什么事。一会儿，轮到他们自诉症状，那男人突然对医生大喊：“丢死了人了！我没脸说！你叫她自家说！你叫她自家说！”那女孩不敢看人，只顾低头嘤嘤地哭。吵吵嚷嚷的，我们终于听明白了。这女孩到了性成熟的年龄，前不久有了自慰行为。她顺手用了一根缝衣针，不慎滑入阴道，溜进子宫。本来，这就是女孩最私密的事，她只能求告亲人。进了医院，也是个很小的手术，当天就可以走人。这个父亲，显然认为女儿做下了伤风败俗天理不容的丑事，这已经属于性蒙昧性无知。即使这样，父亲也该保护女儿的隐私，悄没声地取出走了，谁知道？这个愤怒的父亲却已经是气晕了心，看样子他决心要张扬女儿的“丑闻”。亲情也压抑不住他的冲动，他自觉地维护道德风化的决心和勇气让我吃惊。这让我想到了这个父亲之外的千万民众。如果他们连自己亲生的女儿都不愿保护，对于家人以外的“作风问题”，他们施以重拳还有何顾虑？五六十年代以至“文革”，我们民族的捉奸热情令人惊讶。破门而入，堵在床上，挂上破鞋，五花大绑。有信来定是情书，面带笑大约怀春。单人外出，可视密约，男女同行，疑似通奸。旅馆监督，严格审查。小脚侦缉队，警民大联防。人人都是卫道士，各个都是革命家。人人看牢了自己下身，人人紧盯了他人下身。“文革”的性压抑后遗症遗害国人身心，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统计，就在我们的大城市，婚前没有接吻拥抱的夫妇竟然占到近半。这在发达国家文明社会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人类未来的性行为与性关系是何等情形的，恐怕谁也难以预设出一幅蓝图。但传统的道德伦理必将被新的价值观念所取代，则是确定无疑的。恩格斯早就说过，面对偷情，我们不仅要问是否合乎道德，我们更应该问是否基于爱情。弗洛伊德认为，文明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由于负罪感的增强而导致的幸福丧失，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马尔库塞则认为，只有爱欲得到解放，人类的解放才会到来。他预言：新人类遵循的是幸福原则，“这种幸福原则排斥一切道德标准”。这些人类的思想家的思考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人的解放才是社会发展的未来目标。尽管我们对于新的性道德、性规范看法并不一致，但是，尊重人之为人，尊重任何一个人，哪怕是青少年，哪怕未婚者都具有的与生俱来的不损害他人为前提的性权利，业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人性解放的原则日甚一日地冲击着过时的陈旧的性观念与性行为准则。这时，我们再回忆六十年代及“文革”十余年的性禁锢性惩罚，越发感到那是一个多么荒谬多么严酷的禁欲时代。 (摘自《温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