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毕节，今天成为两会的一个热点。

　　 3月10日下午，何丕洁、厉以宁、李卓彬、王孝询4位全国政协委员接受记者集体采访，畅谈毕节地区脱贫致富这20年。

　　 一个贫困人口集中、自然灾害频繁、生态治理难度极大的喀斯特山区，能不能脱离贫困，实现腾飞？

　　 毕节人用20年时间，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

　　 20年来，毕节地区GDP、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了10倍以上。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森林覆盖率从14.94%提高到34.92%，生态明显改善；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下降，人口质量显著提高。

　　 “开发扶贫、生态建设、控制人口”——国务院批准建立的试验区，为广大贫困地区脱贫探索出一条科学发展之路。

　　 筚路蓝缕之功，离不开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心血和智慧。20年间，他们持续跟踪，献计献策，留下一段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行职能的历史佳话。

　　 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试验场”

　　 两会前，第一次到毕节调研的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李卓彬，感受到视觉和思想的强大冲击，尽管生态已有所恢复，但整座山都是石头的场景还是让他发出这样的感慨：“20年前，当时当地的生存环境是何其艰难！”

　　 “越穷越生、越生越垦、越垦越穷”，李卓彬如此描述当时毕节的情况，如何突破恶性循环，寻找发展新路？

　　 1988年，贵州省在进行全面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试验区的设想，并确定三大主题：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和人口控制。1988年6月，试验区正式成立。

　　 “1988年，在毕节就开始考虑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的问题，从长达20年的实践看，三大主题实际上蕴含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并已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王孝询委员说。

　　 他用了“毕节模式”这个词，认为毕节20年的开发发展，会为广大贫困落后地区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贫困地区要科学发展，一开始就不要片面追求增长，要全面统筹；还要党政齐抓共管，社会广泛参与，提供智力支持、科技支持；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扶贫过程当中，要量力而行、长期坚持，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不就坚持了20年吗？”

　　 “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方面，他们摸索出的一些难得可贵的经验，我觉得都是西部其它地区可以借鉴的。特别像毕节这样的贫困山区，能做到的事情，中西部其它的贫困山区更应该能够做到。”李卓彬说。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成功范例

　　 2003年，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考察试验区时指出，试验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经济建设时期的成功范例。”

　　 事实上，从决策阶段开始，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就参与其中，自始至终提供着强大的智力支持。

　　 1988年，以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成员为主的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成立，并派出以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徐采栋为组长的专家组，深入毕节，进行了长达13天的调研，提出“建立毕节试验区是一项战略任务，它将为我国西部地区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探索路子，积累经验”，并向党中央国务院作了汇报，促成了国务院的决策。

　　 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洁介绍说，在试验区成立初期，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主要是根据毕节的资源、条件和当时的状况，制定规划和产业设计，同时也派医疗卫生计生队伍到下面做计生工作，解决人口超比例问题。

　　 自1994年开始，他们开始与毕节的8个县市建立定点支边扶贫制度，指导和帮助毕节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民革选的是纳雍，当时提出来一个很豪迈的口号：纳雍不脱贫，我们不脱钩，纳雍脱了贫，我们也不断线，所以至今我们还一起合作。”何丕洁说。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据初步统计，20年间，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为当地引进项目400多个，引资捐资逾亿元，兴建改造希望小学、职业中学40余所，培训各类人才10万余人次，帮助吁请并得到切实支持的重大项目十余个，涉及资金300多亿！

　　 无形的帮助就难于计算了，现任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组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说，“我们8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都有明确分工，都在一个县或者是一个县级市里展开自己的专家顾问工作，所以有很多技术方面的项目，凝聚了我们的力量。譬如，怎么帮助造林问题，种什么样的植物对经济发展最好，高原的畜牧问题、水利建设问题，以及土壤的改良和环保问题……”

　　 扶贫方式的新探索

　　 “过去的扶贫，是高高在上的。如今，我们都是以平等参与者的身份进去，跟他们共同商量、共同讨论研究，怎么把毕节地区的工作做得更好，让毕节的发展更快。这样工作好开展，老百姓的想法和意见也比较容易和我们沟通。”厉以宁总结扶贫经验时说。

　　 与此相对应的，是何丕洁讲的一个故事：“我们在专家的帮助下，请村民进行投票，把他们自己通过酝酿提出的15个项目画成图，比如养牛，就画头牛；要修一个水井，就画水井。在每个图片下面放一个碗，每个农民发6颗玉米豆，喜欢哪个项目就往哪个碗里面放玉米豆，就这样，他们选择了6个急需的项目。”

　　 何丕洁讲这叫参与式扶贫，“就是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如何脱贫，做什么项目，不是由专家、官员来定，而是发动村民，让他们来做选择。虽然有的农民没有文化，但是他知道他这个村子适合发展什么，急需要做什么事情，他们都有很好的主意，然后在专家的帮助下组织实施。”

　　 “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可以采用这个方法，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在推广了，这对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非常有意义。”何丕洁说。

　　 从地理位置上说，毕节是个小地方；从试验的角度说，毕节做出了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