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使得贵州毕节这一生态脆弱、极度贫困的喀斯特高寒山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引起了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们的关注。厉以宁、何丕洁、李卓彬、王孝询四位全国政协委员10日下午就此接受了记者的集体采访。

　　 厉以宁：扶贫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平等参与

　　 “过去的扶贫，往往高高在上。在毕节地区我们都是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跟当地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讨论、研究，怎么把毕节的工作做得更好，让毕节的发展更快。”民盟中央原名誉副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委员说。

　　 为帮助毕节地区发展，各方面高层次专家组成了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每届顾问组分别由来自煤炭、电力、化工、农业等方面的15至25名专家组成。专家顾问组到毕节考察，把自己当作毕节的一员，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

　　 说到毕节试验区建设，厉以宁重点介绍了三点：一是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完成了国有企业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开始试点，城乡一体化进行了一些探索；二是八个民主党派都有明确分工，都包下一个县或一个县级市，展开工作；三是加强干部培训，毕节150名副县级以上干部，分三批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学习。

　　 “2008年是毕节试验区成立20周年。希望能够总结毕节的扶贫经验，并且争取通过这一做法，能够在全国其他贫困地区再做试验。”厉以宁说。

　　 何丕洁：村民票决扶贫开发项目

　　 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洁委员，介绍了民革在毕节地区条件艰苦的纳雍县扶贫进展情况和感受。

　　 1991年开始，民革在纳雍做规划和基础工作。纳雍煤炭资源丰富但交通非常不便。民革请了煤炭专家，同时向有关部门呼吁修建公路，现在当地“出行难”初步解决。2000年后，扶贫重点放在入村入户增加农民收入上。采取参与式扶贫，如何脱贫、做什么项目，不是由专家官员定，而是发动村民来选择。

　　 “我们请村民投票。比如把村民酝酿提出的15个项目画成图，养牛就画头牛，在每个图片下放一个碗，每个农民发6颗玉米豆，喜欢哪个项目就往哪个碗里放玉米豆。这样选择了6个他们急需的项目，提供启动资金和技术帮助，组织实施。”何丕洁说。

　　 无论是建水窖还是修路、修学校，都是按照村民的选择，一一帮助落实。何丕洁认为，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也可以借鉴这个方法，这对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非常有意义。

　　 李卓彬：中共领导下多党合作的典范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李卓彬委员刚从毕节调研归来不久，谈起毕节的变化，感触很深。他说，这样的地方如何发展，不仅在西部开发中具有特殊意义，对全世界来讲，这样的地区能够寻到发展良策，也引人关注。

　　 李卓彬指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具有开拓性、先导性的战略意义。像毕节这样的贫困山区能做到的事情，中西部其他贫困山区更应该能够做到。建议适时总结20年来试验区经验，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改革，推进试验区试点。

　　 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人才荟萃、知识资源丰富的优势，推动教育扶贫、科技扶贫。例如，致公党每年为毕节地区培训100名英语教师，帮助建设希望小学，对乡村医生进行技术培训。

　　 “八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统筹下，共同推动毕节地区的扶贫和试验工作，这已经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典范。”李卓彬说，我和几个民主党派主席、副主席两会期间谈到这个事情，大家觉得应该再齐心协力，继续加大力度，多做一些贡献。

　　 王孝询：走科学发展之路

　　 “毕节值得关注，毕节值得借鉴。”致公党中央常委王孝询委员说，1988年，毕节就开始考虑人口、资源、环境问题，通过20年实践，显示出科学发展观的巨大生命力。

　　 王孝询说，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有广大地区处于比较贫困落后的状况。毕节在这20年的发展中，探索出一条比较好的模式，有一些可以总结借鉴的东西。

　　 王孝询认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统筹规划，不要一味、片面追求增长，而要全面统筹；把物质生产力、自然生产力和人口生产力统一协调，毕节20年前这么落后，是因为这三个生产力没有协调好；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综合考虑，最终归结到走科学发展之路。

　　 “借鉴毕节经验，和各地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我们相信在中国贫困地区，可以走出一条科学发展之路，面貌会有很大改变。”王孝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