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关注已久的“大部制”改革方案终于公布，提请全国人大审议。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机构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围绕转变职能，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调整和完善行政管理机构，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针对职责交叉、权责脱节问题，明确界定部门分工和权限，理顺部门职责关系，健全部门间的协调配合机制。”

　　 尽管具体方案还待本次大会审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大部制”不是简单的部门加减，不单是哪个现有的部进入哪个新成立的部，或者哪个部撤销，而是政府机构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如果大部制只是将几个部并为一个，原来的部长改为副部长（括号正部级），或者由一位副总理或国务委员兼任部长，恐怕解决不了多少问题。

　　 当然，将原来需要找几个部办的事集中在一起，将部际的流程改为一个大部内部的流程，一般来说会提高效率，缩短流程。但如果因此而增加了层级，或者因为事权过于集中而积压在各级首长手里，那么大有大的难处，或许会适得其反。因为管的事多了，机构大了，人员多了，办公地点也可能分散了，本来能够在同一幢楼、同一个院里完成的签字盖章，说不定还得送往部长所在的另一个地方，积压在部长那里的事只会更多。

　　 所以除了理顺部际关系、减少部际环节以外，更重要的是抓住这一机遇给政府职能减负。中国历来实行中央集权，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目前中央政府管理的财政、事务、人员总量仍是空前的，如果职能不转变，今后只会越来越增加。所以这次改革会不会重蹈覆辙，关键在于能否削减政府的事权，将属于市场的交给市场，将能在民间解决的还给民间，对根本不需要管的事坚决不管，按法律法规办事而不是跟着领导的批示转。

　　 以往的改革还有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是富余人员的安置。有时虽然精简了人事，却留下难以消除的弊病。如让原来的主管当国企老总实际造成官商不分，将官员安排到学会社团当负责人导致他们的官僚化，安排富余公务员读硕士、博士使学位贬值。这次改革中产生的富余人员，必须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葛剑雄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