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有起伏与波折一样,广东的发展也是在起起伏伏中不断解放思想、冲破藩篱而实现的广东是个有故事的地方。

　　 自近代始,中国的新思想不少都是自广东传往北方的。在南风北渐百年之后的2008年春天,汪洋主政广东,重树解放思想大旗。

　　 如果说1978年设立经济特区开启了广东思想解放的大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给了广东思想解放的推力,那这次,就是广东改革开放30年历史上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浪潮。

　　 相同的是,这一次,广东依然走在了全国前列。

　　 尚方宝剑

　　 30年前,也是一个春天,刚刚复出的习仲勋受命南下,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在此之前,他因为所谓“小说《刘志丹》问题”受冲击,被关押、监护长达16年。

　　 “当时的广东,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笼罩在迷雾里,大家不知道路往何处去。”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如此描述。

　　 1978年4月5日,习仲勋乘机抵达广州,第二天,就出席了广东省第四次党代会第三次全会。

　　 这一年,正是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期之一。经过十年动乱,经济崩溃,民生凋敝,很多人以命相搏,逃往香港。仅当年8月一个月的统计,广东全省就发现偷渡外逃者6709人。

　　 “当时很多人都主张严惩偷渡者,认为是反社会主义,是叛国。习仲勋不这样认为。”深圳市政协原副秘书长,曾在习仲勋身边工作过的张国英回忆说,“习仲勋多次到深圳的香港边界考察,对面的香港灯火辉煌,这边却一片荒芜,十室九空,只剩老弱妇孺。他去收容所看到那些被抓住的偷渡者,忍不住哭了,他说这不怪他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而且,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敌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这几次考察坚定了习仲勋搞经济特区的决心。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1980年11月,习仲勋离任北上。

　　 “这时,深圳外逃香港的几乎没有了,一些以前去到香港的还要回来。”张国英说,“等于是习仲勋为广东改革开放争取到了‘尚方宝剑’。”

　　 杀出血路

　　 随后,任仲夷接任广东省委书记,他主政南粤的五年,被认为是广东大幅度展开思想解放的五年,政绩绵远。

　　 “任仲夷对党忠诚而理性,实事求是,敢于担当，富有开拓精神，对新的思潮非常理解和支持。到广州后,虽然阻力重重,但都一一顶住了。”曾经访问过任仲夷的广东省委干部关山说。

　　 任仲夷履新后立即开始了实地调查。1981年,他遇到了上任后的第一个难题。当时,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这自然涉及改革开放,涉及广东特区的问题。会上有同志提出“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十二字方针。

　　 回到广东后的任仲夷,并没有真正的“缓改革,舍发展”,只是在调整上做了“文章”,把发展和调整有机结合,调整的目的,仍是发展。

　　 这一年,针对深圳等地的发展变化,有一种争论在内地蔓延:特区到底姓社姓资?但其实在风暴中心的深圳,更多的是务实创业,议论的并不多。任仲夷在接受关山采访时回忆,当时一位中央领导也问到任仲夷这个问题,任仲夷回答:对一个企业,无论是合营企业或者外资独资企业,可以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但就整个特区来讲,则不能说这个特区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特区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的,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

　　 开拓之举次第出现:

　　 1980年,广东省工商局出台全国第一个鼓励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

　　 1981年上半年,老百姓上街,还用46种票证,连香烟、火柴也要票,任仲夷经过调查后,按照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在全国率先进行购销改革。之后,广东街市的商品开始琳琅满目;

　　 1983年,最早利用外资修建的五星级酒店广州白天鹅宾馆全面营业;

　　 1983年11月15日,第一批“香港游”旅客从广东出发到香港,改变了过去长期限制内地居民走出境外的情况;

　　 1984年,全国铁路系统第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 广深铁路公司成立。这年春天,小平南巡,“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第二年,任仲夷退休。他说自己是“安全着陆”。

　　 又一个春天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两年,中国人陷入一种深深的迷茫,经过了80年代的突破和激变,突然间不知道路要往何处去。钱其琛后来形容那个年代为“黑云压城城欲摧”,从东欧和苏联传来的消息更让人忧心。

　　 “中国向何处去,特区向何处去?当时各种思想分歧,撤掉特区的声音也很强大。广东人包括在广东投资的外商,个个提心吊胆,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政策大变,一夜回到开放前。”乐正依然清晰记得当时广东紧张无措的社会气氛,民众深切的希望能有人站出来指明方向。

　　 邓小平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了广东。这个春天,深圳股市第一次进入国际市场,几个月后,《投资者》杂志如此描述当时的深圳:沸腾了,整个城市在股票的旺火热浪之中。

　　 这一年,广东的GDP跃升为全国第一,真的成了全国经济的排头兵。

　　 之后两三年,广东对更多的年轻人来讲,充满浪漫色彩。从内地农田里解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从高校毕业的大学生、从体制内下海的政府职员,纷纷涌入广东,广东成了财富与梦想的代名词。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全国范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拉动,各地的优势全面发展,上海在接下来的几年迅速崛起,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外资逐步转向长三角地区,中国另一个经济龙头出现。

　　 “1992年之后,改革开放在全国铺开,广东作为特区的优势逐步淡化,经济发展步入良性稳定状态,创新举措也少了。”关山说。

　　 事实上,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有起伏与波折一样,广东的发展也是在起起伏伏中不断解放思想、冲破藩篱而实现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走私贩私”的指责,到1985年的海南“汽车事件”,都曾让广东蒙上阴影。

　　 1996年,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的一篇《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的学习心得,再次受到质疑和批评。随后的中共十五大有关所有制的论述,使广东彻底解脱。

　　 1997年,邓小平逝世,广东很多人潸然泪下,深圳特区邓小平的巨幅画像前堆满了民众自发献上的花圈和鲜花,但广东经济继续平稳发展。

　　 期待过大关

　　 1998年,广东经济再次受到冲击,这次是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这时的广东,已经是全球化经济发展的重要一分子。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广东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趋于缓慢。珠三角吸引外资基本饱和,加上上海的迅速崛起和带动,外资纷纷转投长三角。”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徐逢贤对《望东方周刊》说。

　　 他说,世界传统观念认为一个地区吸引外资不能超过1/3,否则就会伤害本土的经济实体发展。从中国的发展经验看,最多也不应超过2/3。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珠三角的外资经济已占到经济总量的68%。

　　 1998年之后的广东,总是喜欢与长三角作比较。广东省社科院有一项课题,专门对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各项竞争力状况作研究分析。该课题历年的研究表明,虽然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总量仍高于长三角,但后者的发展加速度更强。2006年浙江的人均GDP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倍,比广东高出3000多元,如果广东人均指标要赶上浙江,至少需要增加3000亿的GDP,换言之,需要增加一个东莞。

　　 “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就像目前长三角取代珠三角成为外资投放的主要地区,2010年后,环渤海湾经济区可能成为下一个外资投放的热点。”徐逢贤解释说。

　　 长期依赖外源型经济给广东带来的若干隐患也在上世纪末渐渐凸显。

　　 资料表明,广东内源型企业自1990年后急剧减少,而外源型企业增长迅速,加之外来人口的迅速增加,珠三角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出现了“二世祖”这种隐性失业现象。

　　 自2003年起,乐正每年主编一本《深圳发展报告》蓝皮书,他认为,特区成立以来,深圳还是主要依靠加工贸易,大量电子工厂的建立,吸纳了大批劳动力,以低成本要素拉动了经济指标,但是赚取的多是“加工费”,而这种摊大饼的方式,一旦自然资源耗尽就难以为继。

　　 而此问题,被认为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乐正认为,作为开放最早的深圳,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必然再次为全国的经济转型带去经验。

　　 2005年,任仲夷辞世前留言:中国改革仍未过大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背景下,起自2007年末的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再次让全国聚焦广东。

　　 “只是这次,广东不再是一个特区,广东所面临的问题全国各地都有反映,广东的做法和经验将具有更大的普适性。”马立诚说。马立诚曾是《人民日报》著名评论员。（秦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