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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中国样本的“双转型”期待

   在诸多专家学者看来,东莞正是广东的缩影。“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企业聚集,东莞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样本。

   2月29日,《暸望东方周刊》记者离开东莞的第二天,位于东莞市长安镇的福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安印染”)发出通告,决定裁员3300多人。

   虽然被裁工人可以获得最高4.5个月工资的补偿,但显然他们并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当地政府随即建立了协调小组并组织其他企业到这家纺织印染厂招工。

   根据长安镇政府事后的通报,裁员的原因是,这家拥有4000名员工的港资企业因巨额亏损,生产经营严重困难,决定关闭印染厂以及相关部门。

   对于福安印染的裁员,同在霄边第二工业区设厂的一位境外老板并不意外。“前年他们排污水被罚了20多万,后来还被追罚1000多万,据说建设排污设施又花了1000多万。即使没有其他原因,仅这些费用和维持排污设备的钱就吃不消了。”

   福安印染属于香港上市公司福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田实业”)。虽然号称世界最大的圆筒针织面料生产商,但这家集团公司只向终端制造商提供面料。据本刊记者了解,耐克、锐步以及GAP、TOMMY等世界著名品牌都是或者曾经是福田实业的客户。

   这家运转了20年的工厂似乎无法挽回关闭的命运。但该公司的公开信息显示,它在斯里兰卡及印度尼西亚都设有工厂。

   对“福安风波”这类事件,东莞的干部并不特别惊讶。在此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东莞市经贸局信息综合科科长郭灿华表示,目前这里确实出现了一些企业外迁的情况,但并没有外界报道的那么夸张,“甚至不会对报表统计产生实质性影响”。

   “外界关注的还是我们从资源主导型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型经济,事实上我们还在做另一件事情:推进初级城市化社会转向高级城市化社会。”东莞市社科联副主席王思煜说,“双转型”是东莞30年发展的经验总结,“是为了解决10多年来经济转型缓慢的情况。”

   按照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志庚的说法,东莞希望通过5到10年的努力完成“双转型”。而在诸多专家学者看来,东莞正是广东的缩影。“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企业聚集,东莞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样本。”王思煜认为,“双转型”的实质就是把经济、社会都转向可持续发展。

   完全撤离广东

   考察这家取名“福安”的纺织印染厂的历史,别有一番意味。

   其母公司福田实业创立于1969年,开始只有20多名员工。这时正赶上美国、日本、西德等国家将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福田实业与许多香港企业一样迅速发展,并于1988年4月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第二年,福田实业设立了在香港以外的第一间综合性厂房:东莞福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随后又在开平、韶关、新会、肇庆以及江阴等地设厂或以承包方式经营当地纺织厂。此间,他们还进军海外,在斯里兰卡等低劳动力成本国家建厂。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初福田实业的成长,还是80年代末进军内地,背景都是全球性的产业转移——在美国,政府以严厉的水污染处罚规定促使大量印染企业外迁。

   按照西方学界的通行理论,每隔20年就会发生一次全球性产业转移。其原因是被转移地发展20年后,其生产成本开始大幅上升,也会产生产业升级的内在需要,从而促使低端产业向新地区转移。

   福安印染占地230余亩,据了解拥有22栋厂房,顶峰时拥有员工7000余人,从1992年起公司连续多次获得“中国纺织十强企业”等称号。此时拥有2万多名员工的福田实业已开始向超过40个国家的成衣制造商提供面料。2007财年福田实业的全球销售额达70.2亿港元。

   然而,一帆风顺的福安印染在2006年遇到了“环保风暴”:环保部门发现了工厂私自埋设的排污管线,每年偷排高浓度印染废水近1000万吨,而该厂上报的排污量仅有600万吨。当地农民传说,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人员通过围墙上的破洞,对工厂进行了突击检查。据本刊记者了解,东莞当时检查的近150家企业中,有60多家被查出存在违规行为。

   停业整顿,罚款21万多元,随后这家企业被环保部门追缴1100多万元排污费。

   2007年初,福田实业的半年报显示,纯利下降65%。当时该公司向市场解释,东莞厂房的污水设备完成后,产能将全面恢复,因此有关影响只是暂时的。

   然而,耗资2000万元并于2007年通过验收的排污设备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3月1日,福田实业发出预警,表示全年业绩仍会出现亏损。

   福田实业执行董事严震铭亦称,将在2008年第三季度起将东莞的生产线迁往江苏,最终实现完全撤离广东。

   在公告中,福田实业也表示,中期业绩受到人民币升值及工资上涨等经营成本的压力而出现亏损。

   被裁员工的意见则在于,按照《劳动合同法》,经济补偿应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这样福安印染最高4.5个月工资的补偿,不能让服务5年以上的员工满意。

   1000万人口只有83万“人才”

   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出口退税调整、劳动力成本提升、原材料价格上涨……“有人还埋怨《劳动合同法》,其实它只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一位企业老板说,一些行业的总成本提高了将近50%,但在严格控制物价的情况下,生产企业显然无法同样提价。

   “确切地说,部分企业外迁是市场的选择。”郭灿华说,目前出现的情况是市场规律的结果,也是东莞发展30年的必然。

   2007年曾经有一家大型企业想扩展厂房,但是因为没有找到足够大的土地,只好外迁。“加工型企业有这样的特点,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更多的土地资源,东莞确实没法满足它们。”

   目前,东莞市可供利用土地不到40万亩,占全市总面积不到10%。以目前年均3万亩的消耗量计算,大约10年后东莞恐将无地可用。

   刘志庚在东莞市委全会上表示, 仅2006年上半年就有总投资额11.68亿美元的24个项目因用地困难而搁浅。

   其实翻开东莞的历史,土地一直是这座小城成长的关键。

   东莞曾是一个传统农业县。王思煜说,1978年这里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后来通过出租土地建工厂,到1994年前,东莞的加工业已初具规模,但与广东的其他地方比并无优势。

   1994年,投资形势的变化,使建材业萧条。东莞的领导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基础建设。“不仅买本地企业的水泥、附近地区的建材都运了过来。”王思煜说,这个动作使东莞在以后的发展中占尽优势。

   此后,农民在土地上盖好厂房来吸引企业。虽然东莞的土地价格一路上扬,但据本刊记者了解,厂房租金却略有下降。

   “种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全国的招商引资方式,的确造就了东莞经济高速发展的20年,其平均20%的经济增速令国外学者瞠目。

   然而20年后,根据东莞市委副秘书长潘新潮的统计,2005年末东莞有“中国名牌产品”7个,杭州有26个、苏州有29个,顺德也有17个;东莞没有国家级开发区,唯一的省级高新松山湖科技产业园2001年才建立,而苏州有5个国家级开发区、9个省级经济开发区,杭州有5个国家级开发区、10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即使惠州也有两个国家级开发区。

   在超过1000万本地和外来人口中,具有中专以上学历或初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才只有83万左右。

   在紧张的电力供应方面,虽然东莞的工业用电超深圳、佛山1.3倍以上,但同期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不到深圳的一半,仅有佛山的四分之三左右。

   加工型企业聚集地的种种劣势在东莞开始渐渐显露。而这,并非东莞一地的“成长的烦恼”。

   这是全中国都可能面对的问题

   其实早在1994年,东莞就开始实施以产业集群升级为目的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提出“三个转变”思想:即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从“数量扩张型”发展向“质量效益型”发展转变;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

   虽然此后加工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得到了一定优化,但效果并不明显。郭灿华说,当时的情况是仍有一定资源接纳加工型企业,各种成本仍然很低,“无法阻止企业向东莞的涌进,可以说是市场规律使然”。

   目前,东莞已经基本淘汰了水泥等落后产业,但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越来越明显。

   东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调研中心的有关负责人分析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是国际上公认的社会结构变动最剧烈、各种矛盾最突出、刑事犯罪最猖獗的时期。

   而东莞2005年完成GDP2182亿元,以1000万人口计算,人均GDP折算为2700多美元。此时东莞警力与人口的比例为万分之七点四,比广东省平均水平低11个百分点。

   不被注意的是,10多年来东莞平均气温上升约1.5摄氏度,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经济转型的同时肯定要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另一方面社会的成功转型可以促进经济转型。”王思煜说,2007年初,东莞市领导提出了“双转型”的发展目标,“我们认为,这是全中国都可能面对的问题。”

   转型绝非易事。进入建立了7年的松山湖科技产业园,仍然感觉略显萧条。当地官员说,园区建立时想进入的企业蜂拥而至,但高技术生态型的门槛把大多数企业挡在门外。对于东莞的地方领导来说,对这个科技产业园的期待显然不是提升几个百分点的GDP。

   可能出现“产业空心化”是学界和部分干部对东莞转型的顾虑之一。广东省社科院教授黎友焕说,如果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走了,高新企业引不来,东莞的经济就可能面临滑坡。

   按照刘志庚的说法:“调整产业结构不是一下子全部调走,而是慢慢地将该调整出去的产业调出去,再按高标准引进新企业。”东莞市政府正在拟订规划,调整产业结构,希望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移走后,腾出来的空间用以逐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与钻研了10多年的经济转型相比,实现社会转型因为没有经验和样本显然更具挑战性。在新一轮广东解放思想学习讨论转入第二阶段后,东莞市委、市政府确定的19个调研课题中,有关“和谐”、“稳定”的社会课题数目甚至超过了“产业”、“经济”。

   在被确定为全国23个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试点单位后,刘志庚在3月3日的东莞解放思想实践科学发展观动员大会上说,东莞全市要求积极探索、务求实效,力争为全国创造新鲜经验。(记者 山旭 王启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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