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治文化是对人治文化的扬弃这个角度来理解——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向人大作工作报告时提出，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将坚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法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个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的问题。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在完善法律制度和法律调整机制的同时，必须重视法治精神的弘扬和法治文化的培育。这个问题十分迫切。

　　 在我国，由于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多年的武装斗争、长期战争环境，又形成了重视首长命令的传统，尽管我们党一贯十分重视民主建设，一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治文化的因素往往还起着重要的作用。多年解决不了的问题，往往领导一个批示就能很快解决，这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什么是“人治文化”呢？人治文化是与人治的治理模式相适应的一种文化类型，其特征可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重视人、特别是领导人及其人格的作用超过重视法律和制度的作用，对领导者的指示的重视高于对法律的重视，“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二是一切权力集中于领导者，领导者的权力大于法律的效力。三是一切事务的处理，最终皆以领导者的指示为依据，领导者“言出法随”。

　　 这是一种过分重视集中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的优点在于重视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提倡“为政以德”、忠于职守，坚决贯彻上级指示。这种管理模式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当然都十分重要，但它却不完全适合现代的社会生活。现代社会要求现代民主政治，要求充分发挥社会成员的主动性、创造性；现代社会的法律应是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因此，在现代社会，法律就应是一切公民、政党和社会组织行动的“最高指示”。在现代社会，不是“领导说了算”，而是“法律说了算”。

　　 如果上级和领导人的指示是合法的，那当然必须坚决贯彻，如果上级或领导者的指示是不合法的、违背法律甚至构成犯罪的，要不要给上级或领导人提出意见和建议、甚或有必要的抵制？对上级或领导者的不合法的、违法甚至犯罪的指示，不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必要的抵制，执行了上级不合法的、违法甚至犯罪的指示，是不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对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务，是负责任地依法处理呢，还是一切推给领导，说:“找我们领导去！”？这恐怕就是人治文化没能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法治文化”比“人治文化”优越在哪里呢？法治文化是与法治的治理模式相适应的一种文化类型，其特征也可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重视法律和制度的作用超过重视人和人格的作用，任何人都没有违法的特权，“法律说了算”；“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页)第二，上下级分工负责，各司其职，上级不能随意干预下级法定职权范围内的事务。第三，一切事务的处理，最终均以是否符合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系统为依据，任何领导者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上级或领导者的指示不合法、违法，下级有抵制的权利和义务。

　　 这显然是一种重视民主、既重视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重视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吸收人治文化中的许多积极因素，如重视人、特别是领导人的道德修养、提倡忠于职守等，同时可以弥补人治文化的不足，抵制其消极因素。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对上级和领导人的合法指示坚决贯彻执行；对上级和领导人的违法指示，下级有权利也有义务提出不同的意见或建议，甚至进行必要的抵制；执行了上级的违法、犯罪的指示，要视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承担一定的责任。

　　 所以我认为:我们学习十七大的精神，就应深刻领会报告提到的“弘扬法治精神”的号召，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国家生活中，尤其是在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中，对中国传统的人治文化要有正确的分析，抵制其中不适合现代生活的消极因素，提倡和培植依法办事、各司其职、认真负责的法治文化。（孙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