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机遇尚可“抓到”，那么中国今后再前行的机遇，则要更多靠自己“创造”。

　　 道理很简单，先发国家愿意看到一个适度发展的大国，而不是一个综合实力几可比肩的强国。

　　 适度的发展之所以能被容忍，是因为其对先发国家好处明显：比如可以扩大先发国家产品的销售市场、增加其投资机会、拓展其资源供给渠道等；且可大大减轻其“啧有烦言”的全球扶贫和粮食责任；甚至可能成为辅助自己博弈他国的重要棋子，故“何乐而不为”？

　　 也因之，今天印度发展的外部环境好过中国，就像3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没有在外部遇到太多阻力一样，那时中国用力更多的是如何在国内解放思想，以开放的政策和自身劳动力优势，抓住滑过身边的全球产业转移机遇。

　　 事实上，今天已在全球确立的“中国制造”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对机遇的成功把握：1978年中国GDP全球排名15位，加入WTO的2001年，中国的这一排名已跃至第6。

　　 接下来的经济全球化机遇，中国收获起来便不那么“得心应手”。

　　 从1986年起，中国开始艰难的“复关”之路。几经波折，数度沉浮，直到2001年，15年的艰辛之后，中国才跨进WTO高高的门槛。

　　 这之后中国对全球化机遇的分享同样非一帆风顺：接连不断的贸易摩擦、全球第一的被反倾销大国，关税壁垒之后是技术壁垒、绿色壁垒，乃至“社会责任”壁垒，以及不时被拿出来博弈的人权问题……而被中国寄与厚望的WTO多边贸易体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则在仍是“丛林法则”的全球政经体系中显得踟蹰乏力、步履维艰。

　　 尽管如此，中国抢抓机遇的能力仍让世人侧目。强大的改革动能、饱满的开放热情以及持续的人口红利，使中国在这一轮全球化机遇面前仍斩获颇丰：仅用5年的时间，中国便将全球GDP排名从2001年的第6位上升至第4位，贸易排名则更早时便稳居全球前三。

　　 30年、抓住两次重大机遇之后的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一极：G8会议，要听听中国怎么说；世行选首席经济学家，要关注一下中国学者；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要在大连搞个夏季论坛……

　　 中国重要了，“麻烦”也就更多了：前些年全球通缩，中国被说成是“通缩”输出者；现在全球“通胀”，中国被说成“通胀”输出者；加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金融开放压力、能源资源压力、气候环境压力、意识形态人权压力，等等，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外部环境可谓压力重重，而其根本，则在先发国家更愿意看到一个历史悠悠、人口怏怏的大国半睡不醒适可而止，而非继续跨越式起飞。

　　 而经济总量第4的中国，人均GDP至今仍在全球70名之外；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协调以及不可持续等诸多问题，都使今天中国的发展与30年前同样迫切，而同样迫切的发展，却很难再有昔日那样唾手可得的机遇。

　　 这就要求我们学会创造新机遇，而非坐等和抱怨。中国要前行，必须通过深化改革释放体制潜能，通过提高开放水平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机遇，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错失新一轮发展良机。（潘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