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日的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中方是否打算在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提问时，明确表示：“我们正在协调各方，努力地解决国内法与国际法相衔接的问题，尽快批准这个条约。”(3月19日《新京报》)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简称“民权国际公约”，它与《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被统称为“国际人权宪章”，是最重要的国际条约之一。我国于2001年批准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但对民权国际公约，自1998年10月签署后，尚未提交全国人大批准。

　　 从内容上看，民权国际公约的主体部分，规定了公民个人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主要包括：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免受酷刑的自由，司法补救权，不受任意逮捕、拘役或放逐的自由，公正和公开审讯权，无罪推定权，迁徙自由，宗教自由，结社集会自由，参政权等。与公民所享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相比，这些权利更关乎公民人格和尊严，被称为“第一代人权”，在公民权利谱系上居于优先地位。

　　 检视我国现有国内法，应当说，大体上是与公约规定相一致的，也认同公约的理念。如在男女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禁止酷刑，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待遇等方面，我国立法均与公约并无差异。甚至在某些方面，国内法比公约的规定更周全，要求更高。如在死刑适用上，公约仅要求“对孕妇不得执行死刑”，而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限制更为严格。

　　 但也要看到，国内法与公约在一些方面仍有较大的差距，亟需修改衔接。主要表现有：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与公约所规定的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必须“依照法律确定的根据和程序”，并“由法庭作出决定”，以及“非经法庭合法命令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不符；死刑的适用，公约要求只有“最严重犯罪”才可以判处死刑，而“最严重犯罪”并不包括财产犯罪、经济犯罪等，与之相比，我国的死刑的适用范围显然过大；公约确认个人有迁徙自由权，而我国宪法却没有规定该权利；公约规定凡受刑事指控者均享有无罪推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等，而我国刑事诉讼法要求犯罪嫌疑人负有如实供述义务等。

　　 为消解这些冲突，近年来，我国立法、司法机关做了大量工作。如对劳动教养问题，立法机关在2005年就已着手制定《违法行为矫治法》，试图对其进行司法化改造；对于死刑问题，2007年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上限制和减少死刑已逐步实现。另外，2003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以及近年来司法改革和依法行政不断推进等，皆为公约的批准和实施创造了积极条件。

　　 即便是那些依然存在的冲突，也并非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依据国情和条件，尽快修订有关立法，向公约标准靠拢，在法律界早已达成基本共识，也能大大加快我国的法治进程。如通过修订刑法，进一步缩减死刑的适用范围；通过修订刑事诉讼法，确立无罪推定、沉默权、司法审查制度等。至于那些极少数不符国情或不具备实施条件的，也完全可以通过提出保留或解释性声明，排除、限制其对我国的适用。

　　 总之，在民权国际公约的批准和实施上，在我国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如果立法机关和有关部门能够加快工作步伐，则总理所提出的“尽快批准该公约”的目标将不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