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永远是缺人才的，缺优秀的人，缺能干的人，缺有创造力的人！”当45岁的柴新建代表说出这句话时，眼睛明显在放光。

　　 和柴新建深有同感的是全国政协委员、人事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两会期间，他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我国正在实施的人才强国战略，需要把人力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源。人才应是劳动者当中出类拨萃的，要能有所创造和创新。

　　 中国最大的特点是人口众多。据预测，到2034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86亿，就业压力巨大。2020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将超过9亿，比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还多3亿。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超过2亿。

　　 经过新中国59年、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世纪之交10年来的奋斗，中国已经全面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有了很大发展，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但当前我国教育又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就是进入了从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新阶段。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建设城乡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吴江认为，无论是党的十七大报告，还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实际上对人才工作都提出了新任务，最根本的就是更好地实施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强国战略。

　　 多元化人才观时代来临

　　 全国人大代表、东南大学校长易红和他的儿子之间有过这样一个故事。

　　 身为大学校长的易红曾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想用自己的成才经历教育儿子：过去自己的学习条件是如何差，学习怎么不容易，吃了多少苦，能考上大学有多难……

　　 易红的用意很简单：就是现身说法，希望儿子珍惜大好的学习时光，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但“撼山易，撼儿子难”。易红的成才经历，似乎并没有感动儿子。

　　 一次，易红看到儿子很专注地在听他讲，以为儿子已受了很好的教育，就请儿子谈谈感想。

　　 结果，儿子对易红说了一句：“老爸，看来我爷爷当年干得不好，让你受苦了！”

　　 “这件事对我个人而言，是非常深刻的，让我思考了很久。”易红说。

　　 如果不是上大学，易红的人生轨迹难以想象。易红是1979年上大学的，在四川万县，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清华。

　　 “那时改变我命运的就是高考。”易红说。

　　 让易红没有想到的是，从他那年考大学算起，29年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由过去的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教育阶段转化，接受完高等教育以后可以自主择业。

　　 官方的统计数字让易红感到振奋。目前全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8．5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一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年。总人口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超过7000万人，位居世界第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在易红看来，如今年轻人成才可选择的空间太大了。“现在，我们不能说接受大学教育后的孩子每一个都能成才，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作出很好的贡献，也不能讲一个年轻人不经过大学阶段的教育就不能作出贡献。青年人不能进入大学，还有各种在职学习的机会，这个影响太深刻了！”

　　 易红很乐观，“我国在人才培养方面一代比一代强。年轻的一代，包括我自己的子女，他们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对社会热点问题观察的敏感程度，尤其是对一些问题的独立判断能力，以及在不盲从方面，我觉得比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强。”

　　 易红把自己的教子故事也运用到大学的人才培养上。他在学校对老师们经常强调，“时代在发展，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人才培养方面也应该有一些新的做法，一些传统的教育方式也应该与时俱进。”

　　 人才观决定着教育观。近年来，在一些用人单位“非研究生以上学历不要”和家长“非重点大学不上”的观念驱使下，学校盲目追求“升格”：中专升专科，专科升本科，大学则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硕士点、博士点。

　　 对此，易红的解读是：“高校应为青年学生的成才创造条件，应培养学生远大的目标、坚定的信念、健全的人格、健康的体魄、良好的综合素质和优秀的创新能力，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2005年7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对于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使我国经济建设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具有重大意义”。

　　 他同时指出，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不但需要一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经营管理人才，而且迫切需要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

　　 温家宝的讲话在山东得到了回应。

　　 不问学历和资历，只要技术好，就能成为每月享受定额补贴的“金蓝领”。2005年，山东青岛公交集团维修中心评出了首批30名“首席工人”。这些工人不但可以享受到“技术专家”的荣誉，还获得每月200元的津贴。这种首席工人在当地一“露面”，各方好评如潮。

　　 “首席工人”的实质是肯定了技术型工人也是人才，而这种观念在以往长期被忽视。我国过去的人才观念是重理论轻技能，看不起技术工人。有评论指出，技术工人可以和科学家，演奏家一样使用“首席”一词，是人才观念的进步，更折射出人力资源市场上技术工人的稀缺。

　　 2008年3月6日，科技部部长陈竺在8位民主党派中央主席集体亮相的记者招待会上，对一些用人单位“只向外看”的现象提出婉转批评。他说：“青年人才的发展确实是我当前最关心的事情。我在很多场合都问起过，现在一讲人才就讲引进人才、留学人才，我们自己的人才呢？改革开放30年，我们自己的人才也在茁壮成长。”

　　 “21世纪应树立多元化的人才观”，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认为，一个人的成才，除了在大学，更多的时间是在社会，是在工作中成才。在一个行业比别人做得好就是人才，行行出状元，行行都需要一流的人才。“如果能由学历崇拜转为对能力和创新的崇拜，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充满生机”。

　　 谁来为继续教育埋单

　　 提高劳动者素质、确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这是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迈向发达国家的根本动力。

　　 “人力资源也好，人才资源也好，当他成为一个劳动者时，国民教育只是解决了他就业的一般知识。要让他适应一个组织，适应一个企业，就需要继续教育。建设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也是如此。”吴江说，对国民继续教育的投入应是多元的，但目前国家、企业、个人三方面的总体投入还不到工资总额的1％。

　　 他透露，目前对公务员的培训，中组部已有一个干部教育规划，在经费投入上要求不低于单位工资总额的3％，但目前很难做到。按照规划，公务员的培训有岗前培训，晋升以后有任职培训，有知识更新培训。这在《公务员法》中都有明确规定，既是权利，也是义务。

　　 按照吴江所说的“大教育”观念，目前，党政机关干部的培训确实得到了加强。但其他人力资源的在职教育培训和继续教育培训就存在很大差距。吴江认为，由于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就造成了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

　　 人力之所以成为资本，在于对它有多少投入，就会有多少产出。吴江发现，加大人力资源的在职培训，现在几方面的积极性都不高。特别是企业更处在两难阶段：投入完以后，员工走人了怎么办？因此，国内企业现在比较重视的是对员工岗位技能的培训，再拓展一点的培训就不愿做了。而跨国公司在这方面的培训投入往往超过10％。

　　 大学生“学非所用”也是继续教育面临的问题之一。2007年，在重庆市参加成人高考的队伍中，出现了131名具有本科学历的报名者。刚踏出大学校门的小张2007年7月刚毕业，原本学包装工程的他，却应聘到重庆市一家医药公司搞销售。面对几百种药品，不得不采取强化记忆。小张背了一个多月，勉强记住些药品名称，但对药品成分、用途完全不了解，忘得快，去跟客户谈业务，胜算小。

　　 小张决定从头学起，他买回药学方面的书籍自学，后来看到中国药科大学的成人高考招生简章，决定参加成人高考，系统地学习药学知识。不过，小张的继续教育完全是自发、自己“埋单”的。

　　 吴江最关心的是那些长年在基层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许多基层事业单位吃饭都很难，基层的教师、医生、农技人员等，他们大都需要自己掏腰包给自己充电，接受培训。农村的专业技术人员本来就少。可他们能掏得起多少腰包啊？”

　　 此外，包括“七站八所”在内直接为广大农村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本身学历低、职称低，中专以上学历的不到20％，而且他们的知识还在老化。

　　 还有，全国近4000万建筑工人中80％没有受过培训，除去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有上岗证书的仅占9％，3000多万人没有上岗证书。“他们盖起了城市的高楼大厦，绝大多数人的学历在初中以下，这些建筑工人难道不需要继续教育吗？”

　　 “要留住人才，光知道使用还不行。今天的时代，使用人才的基础就是培养，你不培养，就不可能使用好。今天需要的是创新型人才，需要人才在岗位上发挥创造性作用，就需要不断地给他加油，但我们缺乏这样的加油站。”吴江说，他一直在思考，教育是政府对国民的基本的公共服务，它应该包含国民教育和继续教育系列。没有继续教育，人力资源强国，人才资源强国，就可能是一句空话。

　　 吴江认为，解决人力资源的继续教育问题，一是要把继续教育列入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政府需加大对继续教育的投入。二是要加强立法，通过立法，加大各组织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