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是昆明首个“市长接待日”。据当地媒体报道,头一天晚上八点左右,政府门前就有57人在排队等候接待,有的市民甚至在门口打起了地铺,一位老太太抱着被子,准备通宵排队到天亮。

　　 虽然没有在现场,但是市民们通宵达旦地等着市长解决问题的现场感,相信许多人都或多或少有所体认。这样的场景让我首先想到的是惊慌失措的人们跑到银行挤兑钞票,或者在严重通货膨胀的时候抢购商品。然而,为什么在权力领域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呢?市民蜂拥找市长,除了再一次证明行政权在当下中国仍有着舍我其谁的威仪,是不是也再一次证明市长下属官员们的权力在这些民众心目中信用大大贬值?

　　 古往今来,权力一直是稀缺之物,它会让许多人舍身相搏。为了谋求职位晋升,一些人或走上层路线,谦虚谨慎只为博得上司的首肯;或走底层路线,绞尽脑汁只为多掏走一张选民口袋中的选票。然而,权力并非私人收藏品,它不会因为谁握得越久便会越有价值,它更不会真正属于“掌权者”所有。从契约政治的角度来说,权力的运行不过是掌权者代行公意的过程。

　　 谁能为国民生产性价比最高的公共产品,谁就受到国民的青睐。在现代国家,由于手握选票,而且社会组织发达,国民因此有能力就政府推销的公共产品讨价还价,甚至有条件更换生产者。在此背景下,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充分博弈的结果必然是——政府不仅廉洁,而且要廉价。谁也不能否认,今日中国正在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人们梦寐以求的最佳归宿同样是建立一个既廉洁又廉价的“双廉政府”。

　　 什么样的政府既廉价又廉洁?“市长接待日”的异常火爆无疑更像是一个反讽。当许多人彻夜排队只等着市长解决自己持续多年的燃眉之急,“抢购”市长大人的 “解决方案”,或者“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时,就公共产品的整体性价格而言,已经空前昂贵。

　　 正如此前人们经常提到的,30年改革开放教会了中国人 “不找市长找市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市长从此可以赋闲。假如我们将公共产品的价格置于市场的视野之下,就会发现——当那些身陷不公的公民通过信访、检举、投诉、报料、诉讼等渠道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时,当他们本分地申诉着自己的权利却被当作 “刁民”与“麻烦制造者”时,相关权力部门的每一次失职、失守与无所作为,都是在变相“哄抬”公共产品的价格,既提高了社会的购买成本,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公共产品的质量。而这一切,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那些被拖欠了工钱的农民工虽然要着了工钱却蚀了本,以及为什么原本正义在手的拆迁户在 “学乖”后宁愿放弃“民告官”、“民告商”。

　　 现代政府需要现代管理,而管理的秘诀在于合理地授权。显然,21世纪的中国能否实现文明政治、轻松生活,关键仍在于是否能够建立起一种分权而分责的制度。过去,“鞠躬尽瘁”的官员总被人无条件地高歌,然而时至今日人们的态度已有所改观。如古狄逊定理所说,“一个累坏的管理者,是一个最差劲的管理者。”当人们为“天上掉下个好市长”彻夜排队时,有理想的市长更应该思考的是——在这样一个和平年代,我们的日常政治为何一次次失灵?究竟是何种力量逼迫一群人起早贪黑只为找另一个人伸张正义?而在这背后,可曾有人算算这些市民彻夜等市长的“制度之账”或者“管理之账”?(作者熊培云,系资深评论员,毕业于巴黎大学,《南风窗》杂志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