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按：历史以最神秘的造化，在一个最惨淡、最苦痛的人间，生化了一群最自由挥洒、最意象寥廓的青年。一个世纪前，那也是一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年代。“少年中国学会”的几千名中国少年，其中包括毛泽东、李大钊、邓中夏以及被多数后人遗忘的王光祈……后来成为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主角。他们在同一个梦想下集合，却在不同的旗帜下分道，最后却竟至“再见于战场”，命运殊异。

　　史料记载：保路运动期间，王光祈、李劼人等集体加入了保路同志会。他们罢课、集会、抗议、散发传单，一时颇显声势。

　　史料记载：鄂兵入川的消息传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曾齐聚一堂。他们众口一声地认为，这是“官逼民反”、官逼绅反。

　　如果说，李大钊身上有着天地元气，如同远古诗者的话，那么，王光祈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则让人想起范仲淹。历史以最神秘的深意，选择这两个最苦命的孩子，来充当20世纪中国最美好时刻的主角

　　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之日，聚集在明远楼前参加集会的民众。

1919年7月，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图为1920年周年纪念时部分会员在北京岳云别墅的合影。左起：2为黄日葵，3为李大钊，7为张申府，9为邓中夏。  

　　1914年2月，李大钊在日本东京留学时的留影。

　　少年中国”学会出版物，北京首都博物馆。

　　少年中国：百年前的中国心灵图画

　　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1917年到1923年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时期。在此之前，社会停滞、百年屈辱，在经历李鸿章时代的器具(洋务)努力、以及孙中山时代的政制(共和)革命之后，两场复辟不仅宣告了共和制度的挫折，也宣告了中国近代史的终结；在此之后，主义与刺刀的结合、一个准军事化国家的出现……如果说，百余年来，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主题词的话，那么，1917年到1923年的主题词，是思想、精神与心灵。

　　不仅如此。这个时期还有另一个主题词，“青年”。

　　历史上，以思想为主题的年代，异常罕见；而以青年为主要人群的时代，更近乎绝无仅有。如果说，在春秋时期和魏晋时代，当那种最强大的传统、最古老的生活方式一去不再复返时，这两个时代的思想者也或号哭、或倾诉、或憧憬、或抒发，并且他们的声音也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的话，那么，民国初期的历史色彩更加黯淡，也更显绚烂：春秋以公侯为主角，魏晋以士族为支柱，而民国初期，那些最有权势的人，皇帝、官僚、军人、绅士、职业革命家……纷纷束手无策。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知识青年踏上舞台，成为历史的主体。两个异端性的历史现象因此叠合了，这不能不说是历史鬼斧神工般的杰作。

　　这短暂的几年，可以称为“少年中国”时期。它深远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不仅是“五四”，也不仅是陈独秀、鲁迅、蔡元培、胡适……

　　“少年中国”的几千名中国少年，后来成为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主角。众多研究者已经发现，这一期间毛泽东接受的“新村主义”，不仅影响到他个人思想的形成，更因此改写了此后数十年间中国历史的走向。至于邓小平，这个最后的世纪伟人，正是在“少年中国”的尾声，踏上了一艘开往法国的轮船……

　　在这一组文章里，我们试图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主角，兼顾“新民学会”、“少年贵州会”等地方性青年社团，勾勒出“少年中国运动”的大致面貌；

　　我们试图通过“少年中国运动”的几个关键性台阶，背景、兴起、发展、转折、分化与衰亡，来折射那个时期的中国表情；

　　我们试图以这样的书写，叩问二十世纪中国的深处灵魂。 H

　　在新旧交替、“百舸争流”的年代，“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让他们拥有恍若古代士大夫的广阔；作为初初崛起的近代青年，他们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清新。他们尽得新之美、旧之善。历史以最神秘的造化，在一个最惨淡、最苦痛的人间，生化了一群最自由挥洒、最意象寥廓的青年……

　　1918年冬天，23岁的李璜出夔门、经上海，跋涉大半个月来到北京。这一天，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的一家烤鸭店，北大教授李大钊设宴为他洗尘，同时在场的还有分设中学堂同学王光祈，北大学生邓中夏、易克嶷，以及李大钊的密友陈淯。李璜记得，六个人刚刚坐下，又有两名青年冒雪而来。王光祈介绍说，他们也有意到法国勤工俭学。“闻我将往，甚喜，愿一谈”(李璜，《学钝室回忆录》)。

　　此时，欧洲大战已经结束，断绝四年的中法航线也行将恢复。李璜此来，正是应“留法俭学会”之召、前往巴黎勤工俭学的。后来，他这么回忆当时的情形：“我注视赵毛两会友，似较我辈年青……以小弟弟待之。”

　　这一天，与两位“会友”，李璜称兄道弟、极为亲热。尽管初初相识，但他们同属“少年中国学会”(以下简称“少中”)的筹备成员。他们年轻、纯洁，心中有着无尽的山河，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

　　几十年后，李璜说，那个午后他永生不忘。因为在那张小小的圆桌边，他见证了人生的无常、命运的残酷以及历史的分合。因为，那个高个子的“会友”是毛泽东，黑皮肤的是赵世炎。与李大钊、邓中夏一样，他们后来都成为共产党的主要首脑。此后十几年，除易克嶷不知所终外，陈淯病逝、李大钊被绞死、赵世炎被枪决、邓中夏被枪决、王光祈客死他乡……最后活下来的两个人，一个走进了中南海，另一个却远走台湾，并被指控为政客、帮凶和“反动派”。

　　尽管如此，晚年李璜在写作回忆录时，依旧称呼他们为：“会友”。

　　“同人等欲集合全国有为的青年，从事专门学术，献身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 1918年初春，在北京北池子的一间“狭陋不堪”的小屋里，26岁的王光祈起草着发起少中的计划书：“……知改革社会之难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奋斗、继之以实践；知养成实力之需时而不可以无术也，故持之以坚忍、而终之以俭朴……”

　　这寥寥几十字，勾勒了一个温和、渐进、旨在改良社会的青年团体。

　　所谓“专门学术”，指的是近代学科。晚清以来，分工、专业理念渐渐兴起，学制革命更造就了一个基于分工和专业化、包含类别五花八门的新群体，“知识分子”。然而，兴办学堂十年，急功近利的心态，乃至“学而优则仕”的旧观念，无时不刻地笼罩着学界：以专业论，法政科多如牛毛、动辄万千，格致、化学、矿业、商科则几近无人问津；以学制论，后来成为教师主体的万余名留学生，普通班、速成科比比皆是，“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以至得一本科学位，“社会尊之如帝天”……

　　清末兴学之弊，影响了民国学子。王光祈记得，他从前的先生中，“讲理化、数学的教员……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而以北大为例，在蔡元培出任校长前，学生们上体育课，教员呼喊的口令是：“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

　　专门人才的匮乏，使“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流于空谈；与此同时，民国社会之败坏、人心之沉沦，更几近病入膏肓、无药可治。

　　如果说，过往的年月，绅士、儒生、宗法和千年风俗，构成了这个国家惨淡经营的社会骨架，那么，随着乡村的衰老、旧政制的解体，绅士为“劣绅”替代，儒生为秘密会社替代，宗法为“族权”替代，而千年风俗也斑驳不堪、风雨飘摇……所谓“一盘散沙”，正是社会组织急剧恶化的产物。

　　正因此，构筑“新骨架”、奠基新社会，已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急务；也因此，举凡公会、社团、自治组织、民间团体、舆论机构、工商企业，乃至“社会公德”的培育、契约精神的形成……种种社会的纽带物、“民众的联合体”，无一不是不可或缺、百废待举。王光祈认为，少中应成为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动机；他为此写道：“务使全国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风，常怀改革社会之志，循序以进，悬的以趋……”

　　那么，政治呢？

　　王光祈断言，只有造成“中国社会之基础”，并“基于社会之实力”，才能最后解决作为社会产物的“政治问题”。而在此之前，“勿为无意识之牺牲，宜作有秩序之奋斗”……

　　显而易见，王光祈的这些思考，有着深重的、梁启超式的改良痕迹。如果说，作为“支笔横扫千军”的天才报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启蒙者，而《新青年》作者群被视为“第二代人”的话，那么，远离政治、关注社会、力主改良、强调渐进……则始终构成几代知识者通往现代中国之路的着眼点，也始终左右着几十万知识分子的个体选择。王光祈这一代人登台之初，并不例外。

　　1918年4月，王光祈完成了这份长达万余字、名为《吾党今后进行意见》的计划书。他将它寄给远在东京的曾琦，“商榷意见”。

　　曾琦，四川隆昌人，1892年生。这个时为日本中央大学学生，曾被旧日同学郭沫若讥为“补人”(四川方言，意为可笑之人)、“老夫子”的26岁青年，有着异常复杂、混沌的面貌：一方面，他守旧、固执，即使在白话文运动兴起后，他也旁若无人地写文言文、作旧体诗，并且言必称王阳明、颜习斋；另一方面，他又颇具大时代青年的气息，他的日记时常出现“生于乱世”、“力挽狂澜”的字样，他并公然以克来曼梭、墨索里尼自居。他混杂了新与旧、文明进化与因循保守的诸多色彩。

　　在几千名中国留学生中，他有着极广的人脉、很高的声望。他也正筹谋创建一个学会；他的《戊午日记》记载，“予思拟集会同志，提倡分业，为一真正之学会，各就所学，轮流演讲，要以根于学理、按诸事实……”正因此，接到王光祈《意见书》后，他当即委派同学雷宝菁前往北京，“接洽一切”。

　　那么，在曾琦的最初设想里，他是否计划以东京为中心、建立学会的日本分部呢？毕竟，还要两年多时间，他才能完成学业、回到中国；毕竟，三千余名留日学生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但，仿佛是他们集体命运的一个隐喻、一种象征：几乎是雷宝菁刚刚抵达北京、还来不及安顿下来的日子，在日本列岛，一场突如其来的救亡风潮爆发了。它不仅改变了曾琦的计划，迅速催生了少中、“国民”等青年社团；它并以令人悲欣交集的变奏，伏笔着“第三代人”未来的命运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