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人民大会堂，孟学农为代表摄影留念 CFP/图

　　 “改革开放到现在，谈笑间回首已是30年，多少事让我们深思。社会发展急功近利就容易出错，结构调整也要一步一个脚印。”

　　 “现在党内在扩大民主，民主进程中，群众的话语权会越来越大，群众的感受是最硬的指标。”

　　 “我们注意到广东前一阵解放思想大讨论。这是非常必要的。”

　　 “解放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干部权力观问题，拥有公共权力就是要善待人民、敬畏人民，为人民做事。”

　　 3月6日，北京。来京参加全国人代会的山西代表团正举行小组讨论，有代表谈到著名音乐剧《猫》时，说其两千多块钱的票价在北京还座无虚席，北京人消费真高。

　　 孟学农笑着回应，作为一个曾在北京为官20年的官员，普通话说得极好的新任山西省长孟学农有时会被看做“北京人”。

　　 讨论中有代表发言，建议将山西艺术职业学院升格为本科院校，孟学农说，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就两万五千人，中国总觉得越大越好。“北京的一个火锅店叫火锅城，我一看总共就8个火锅。当然，咱们能升还是要升。”

　　 这个久居北京的山东人看起来直率幽默。小组会上他总结发言，头两分钟电视台记者忘了放话筒，孟学农笑言：那是不是开头还要重来？而发言时一句“俱往矣”让人感觉他还是一个喜欢文采的官员。

　　 他说现在富裕的农民不缺口号，“缺的是实实在在的招和真金白银。”他还说企业家人才在山西是宝贵资源，“绝不能弄成市场冷冷清清，官场热热闹闹。当然这是我冒说一句，没有针对性。”

　　 年初的时候，到山西四个月的孟学农写了一篇万字长文 《感知山西》，被各方评价形式特别。“有人说你们领导不应该写这样的文章，应该都是理论性的。”孟学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更应该“娓娓道来”。

　　 在全国“两会”期间，孟学农接受南方周末专访，以下为专访内容。

　　 对百姓应该敞开心扉

　　 记者：很多人注意到了你写的万字长文《感知山西》，也有人奇怪，省长为什么写这样的文章？

　　 孟学农：这篇文章是我来山西工作后思想、情感、体会的一个汇总，是我直接在计算机上打出来的。我这几年经常到下面调研，特别是从事南水北调工程，把长江、黄河、雅鲁藏布江、怒江、金沙江、大渡河、沱沱河等都跑遍了。自己开着车，确实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写万字文”，包括摄影、打字都作为基本功。这次我一边调研一边思考一边打字，最后让助手帮我顺了顺，我也顺了一遍，一气呵成吧。

　　 也有人说，你们领导不应该写这样的文章，应该都是理论性的：应该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但现在我们的执政理念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一个重要内容是在人格上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们和群众的沟通接触本来就不多，更应敞开心扉，让大家了解你，了解就要交心，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忧、所虑平实、诚恳地告诉大家。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行政命令，一层一层的，现在市场经济更多是对等的法人实体、民事主体，工作方法应该更多的采取沟通协商。同时，政府要转变行政管理职能，工作方式也要转变，更多地提供服务、创造环境，这需要让大家了解。

　　 记者：在山西做省长，是否担心矿难对自己有影响？

　　 孟学农：说实话，我最揪心的是矿难，而不是矿难对我的官位造成什么影响。更多的是对矿工的生命的痛惜，对他们家属的愧疚。但我要实事求是说，山西煤矿安全生产现在逐步在往好的方向转化。这是最值得我们欣慰的。

　　 其实山西整个煤炭生产，百万吨死亡率在全国是低的，是0.7个人，全国是1.48个人。但是只要是死亡，再低的死亡率也是令人痛惜的。何况我们山西煤炭产量太大，哪怕每百万吨仅仅0.1个人，也是一群鲜活生命的消失。生命不分高低贵贱，每个生命都是宝贵的。

　　 要认识到我们头顶上的污染

　　 记者：你曾说永恒的主题不能成为永恒的难题，这个难题就是山西的转型问题？

　　 孟学农：我有这样的隐忧：长此以往，污染成了我们的形象，文物成了我们的点缀，煤炭成了我们的怪圈。怎么形成一个怪圈呢？就是大家挖，挖完之后逢河必干，逢水必污。山西因煤而兴，又因煤而困。

　　 有些地方领导为了增加GDP，一煤独大；有的小煤窑主一夜暴富。这种利益引导，再加上一些领导的这种心态、政绩观，就容易千军万马都搞煤，挖得千疮百孔，山河破碎地气尽。这不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山西的转型，既体现全局观、又体现长远观。现在一讲给祖孙后代留一点煤，说是讲空道理，实际上作为共产党人、有识之士，应该看到“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

　　 南方周末：说到产业转型，你提到山西是文化大省，说这是挖不尽的资源？

　　 孟学农：山西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民歌的海洋，戏曲的摇篮，包括原生态歌手阿宝实际上是山西大同人。另外像著名歌唱家郭兰英、马玉涛、戴玉强、阎维文等，都是山西人；历史上的人物包括柳宗元、司马光、王之涣、王昌龄等等都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楼实际上就在运城。

　　 相比煤来说，文化资源，包括旅游资源是越挖越多。现在山西很多干部认识到这一点了，但还要加大推动力去落实。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去落实。

　　 当然，调整产业结构得放在历史的进程中看，不是一蹴而就，改革开放到现在，谈笑间回首已是30年，多少事让我们深思。社会发展急功近利就容易出错，结构调整也要一步一个脚印。

　　 政绩考核：通过底下看上面

　　 记者：但对更多官员来说，现在搞转型在自己任内效果不明显？

　　 孟学农：这其实是个政绩观的问题。煤是最好抓的，轻车熟路，易见成效。但是真的抓煤的高附加值、现代农业、第三产业，很多人办法不多。办法不多其实是思考得不多，要鼓励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这才能有所创造、有所革新、有所发展、有所进步，所以我们现在在政策、人才这方面加大力度，鼓励解放思想、真抓实干、推动转型，我们提出了四大支撑：改革，开放，人才，科技。

　　 记者：但怎么能让官员真正切实落实转型政策？

　　 孟学农：第一是对官员加强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鼓励、倡导、教育干部立志做大事，做清官、做勤官。封建士大夫且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们现代社会的“官员”多数是知识分子，更应当有爱国的传统、为民的意识。

　　 第二是制度建设政策激励，中央也在调整对官员考核的标准，我们也有44项指标，包括县里面GDP的权重在降低，更多地考核人均GDP，特别是考核城镇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将来考核，这是一个导向。通过政策制定、制度设计把那些面向广大群众，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又不出事的干部大胆提到各级领导岗位。

　　 单纯的GDP不能考核一个地区整个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我们有的县绿化比较好，文化产业发展也不错，但是没有煤或是煤很少，考核上，财政收入就比较低。但我们了解到，如果用幸福指数衡量的话，老百姓是满意的，对县里的干部也比较认可。所以将来干部考核更多的是要“撞击反射”，通过底下看上面。我们原来也想过幸福指数，但是幸福指数比较复杂，软指标多，将来要逐步探索、创新。

　　 第三就是具体指标的落实，比如说我们硬的约束性指标，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必须降低多少，安全生产必须达标，第三产业每年要增加一个点等等，这些指标没完成不行。

　　 最根本的还是要看为百姓谋了多少福祉，现在党内在扩大民主，民主进程中，群众的话语权会越来越大，群众的感受是最硬的指标。

　　 记者：我曾去山西采访，感觉山西上下对小煤窑可算高压，但是违规的小煤窑似乎依然很难清除干净？

　　 孟学农：一个事物的发展总是有过程。美国二十世纪初矿难安全事故也很多。后来通过包括立法、监督、技术投入等，以及“扒粪者”(美国做揭丑报道的记者的自称)的作用，逐步形成规范性制度。

　　 我们之前小煤窑为什么搞了上万个？因为当初是多、小、散、乱的乡镇企业的生产方式，小煤窑就适应了这种环境，现在都是大电厂当然就需要大煤矿了，这有一个淘汰过滤的过程，要沉得住气。

　　 山西官员如何思想解放

　　 记者：最近中央提出要解放思想，你怎么看待这个命题？

　　 孟学农：我们注意到你们(广东)前一阵解放思想大讨论。这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大家讲过去五年，往往讲不少辉煌的数字，过去五年实际上是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对我们的思想观念，执政理念都提出严峻考验。这次温总理的报告对现在新的社会结构产生出的矛盾、问题非常重视。我们在过去5年，执政理念有很大的变化。最根本的是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说就一个好看的GDP。

　　 原来讲环境的时候大家很不理解，有人说中西部地区什么都赶不上趟，等东部地区污染完了，我们中西部地区刚要搞这些又不行了。但是现在大家讲的就不同了，在讲这几年财政收入的增加更多用于民生，讲关注社会正义和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些都是执政理念的转变。

　　 记者：你的文章也曾提到山西官员要解放思想，我看到你对山西的官员有很多期许和要求？

　　 孟学农：我在文章中专门写了一段胡锦涛总书记到山西考察时候的讲话：“像山西这样的中部省份，要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勇于探索，开拓进取。”

　　 山西干部要解放思想，包括一些传统的“种田守土”的思想，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思维等等。山西东西两山是革命老区，汾河两岸是老工业基地，“老”是财富，处理不好，也往往容易成为包袱。一部分干部接受新鲜事物较慢，还有的缺乏市场意识，循规蹈矩，不敢为人先。

　　 要有那么一股子“一争天下无难事”的锐气，重新找回我们人文传承和新时期的市场经济的结合点。另外解放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干部权力观问题，拥有公共权力就是要善待人民、敬畏人民，为人民做事。这是建设文明和谐繁荣的新山西的不竭动力。（马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