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总理遗言”这场惊天大案的源头来自我和我哥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的邻居，那个在许多女生心中都曾掀起涟漪的风流才子蛐蛐儿。

　　蛐蛐儿的真名叫李君旭。毕业后在杭州汽轮机厂当工人，我哥在杭州半山电厂当工人，阿斗是建设兵团的，大耳朵在农村插队。虽然分布在各处，但几个同学仍然常常聚会。蛐蛐儿的父母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是浙一医院院长和浙江医科大学教授。“文革”中他们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各方面的待遇好像还没有被剥夺。蛐蛐儿的家于是就成了他们这帮热血青年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秘密据点。

　　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我哥他们的聚会也更加频繁，阁楼里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

　　1976年2月上旬的一天，阴冷的天空中翻飞着雪花，哥哥的同学大耳朵从他插队的农村回到杭州，我哥、蛐蛐儿、阿斗、晨光等一帮人都集聚到大耳朵家里。大家一起议论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议论到文件宣布的中央高层人事变动中没有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对时局的忧虑，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心，让这帮热血青年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

　　在他们中间，蛐蛐儿并不属于核心人物，他的聪明和才情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但他身上那种小布尔乔亚的浮华与矫情也是显而易见的。面对窗外的雪花和屋里的炉火，蛐蛐儿慷慨激昂地说：我要当一颗铺路的石子，用我的热血去唤起民众！我哥说：民众现在已经是一点即燃的干柴，缺的是点燃干柴的火星，我们是可以做火星的。那一天，大家聊得很晚，大家聊到了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又猜测如果有遗言总理一定会说到哪些内容。

　　就在大家议论总理会不会留下遗言时，以往总是很亢奋的蛐蛐儿却显得异常沉默，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脑子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转动，他将这帮热血青年你一句我一句的言论、观点、设想、猜测、希望……一丝一缕地融进自己的大脑，然后经过消化、过滤、融合，不动声色地构思创作了一份震惊中外，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的“总理遗言”。

　　“总理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全文如下：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周恩来

　　1975、12、28

　　另一部分较长，也就是当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被人们抄录的著名的“总理遗言”，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

　　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骨灰不要保存，撤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12、29

　　当年，几乎所有看到这份“总理遗言”的人没有一个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无论是说话的口吻，无论是对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评价的分寸把握和不偏不倚，无论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无论是文字的干净简洁和节制、不张扬……一切都像极了人们心目中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秉性和风格。

　　蛐蛐儿口风严紧，不露半点声色，即便和他最好的那帮哥们弟兄，包括我哥哥，他都没有透漏一丁点的风声。

　　在1976年春节过后不久一个寒冷的晚上，当大家又集中到蛐蛐儿家聚会时，蛐蛐儿在昏黄的灯光下，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那就是他精心炮制的“总理遗言”。但他没有将真相告诉他的这些伙伴们，只说他是抄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一位堂堂的国务院总理的“遗言”怎么会出现在你一个小小的工人手里，你又是打哪里抄来这样一份“总理遗言”？可当时在场的几个热血青年，他们看了以后没有一个人问类似的问题，在议论了一番“和我们猜测的挺像”之后，全都埋头抄写起来。

　　多少年以后，蛐蛐儿告诉我，当他看到连我哥哥这样一个在他看来很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问一字，埋头就抄这份“总理遗言”时，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当时在场抄录这份“总理遗言”的有我哥、阿斗、晨光，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将这份抄录的“总理遗言”拿给周围的亲人、朋友、同学看了，而每一个看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埋头就抄，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从我哥哥手里看到“总理遗言”的，也是看了以后埋头就抄。我当时甚至还把它背了下来。依旧没有一个人问及这份“总理遗言”的来源，也没有一个人对这份“总理遗言”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每一个抄录的人又都以最快的速度再传给他们周围的人，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就这样，这份仅仅是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二十三岁小工人之手的所谓“总理遗言”，却冠以周恩来的名字在短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地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

　　两个多月后，当全国都在传诵“总理遗言”时，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国家公安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

　　事实上，凭着公安部门杰出的侦破手段和蛐蛐儿的极其幼稚，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就被公安局网入囊中。事情至此本来可以迅速结案，人证、物证、本人供词一应俱全。然而，案子上报后，有关方面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样一份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总理遗言”，居然会出自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青年工人之手，在中央高层当时重权在握的某些人看来，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上面下令继续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

　　对蛐蛐儿的轮番疲劳审讯开始了，他们不让蛐蛐儿睡觉，整天用一百支光的电灯泡照着他的脑袋，有好几拨人倒换着反复问他同一个问题：“遗言”的真正制造者是谁？

　　蛐蛐儿从小就是软弱胆小的，他有他的正义感和政治头脑，他也有他丰沛的才情和比同龄人高出一大截的写作能力。但当那些公安人员要他交代谁是真正的“遗言制造者”的时候，他害怕了，终于，他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

　　一旦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在公安人员看来，整个案子就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当时，中央高层内部斗争激烈。以“四人帮”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总理遗言”这样大的政治案件显然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背景，而这样的政治背景必然应该产生在干部这个阶层，蛐蛐儿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显然不符合上面追查的要求。我哥哥在上海被抓后，公安局挖地三尺般的抄家让他们大有收获。他们在我姐姐房间的一张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叠信，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同一个名字——阿胖。经调查，阿胖正和我姐在谈朋友，而阿胖的父亲时任浙江省委领导，更重要的是，他是浙江省去北京参加周总理追悼会并面见邓颖超同志的三位省委领导之一。从这条线顺藤摸瓜，案子就渐渐纳入了上面希望的轨道。接下来被拖进这桩案子的人都是符合上面暗示的干部阶层要求的——阿斗和阿斗身为省厅局领导的父亲，其在浙江大学当处长的母亲，蛐蛐儿前女友那位时任省委组织部处长的父亲。涉案人员中有七个将被押送到北京。他们是我哥哥、父亲、姐姐，蛐蛐儿和他的父亲，阿斗和他的父亲。

　　哥哥、姐姐、父亲的被抓让我的生活从此产生了彻底的变化。我们家那幢美丽的小楼四周昼夜布满了便衣警察。只要来我们家的人，很快就会遭到公安局的传讯。母亲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工作者，她让我给所有想得起来的人打电话，告诉他们家里出事了，叫他们千万不要到家里来，我们不想牵连更多无辜的人。几天后，家中的电话被掐断了。

　　1976年的夏天巨热无比。7月6日，朱德同志逝世。7月26日，唐山大地震。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自然界的灾难和人世间的悲苦有否心灵感应我无法知晓，但像1976年那样天灾人祸如此集中地接踵而至，让我冥冥之中觉得，人的意志无法和上苍抗衡。

　　多少年后，我哥告诉我，唐山大地震时，北京震感强烈，他房间里的暖瓶弹跳起来，翻了两个滚发出“嘣”的一声响，水和银色的瓶胆撒了一地。我哥下意识地朝门上方的小孔看了一眼，平时只要房间里稍有动静就会出现在那儿的瞳仁破天荒地没有出现，倒是房门一下子被打开，值班的警卫战士满脸急切地问：怎么啦？怎么啦？我哥说，什么怎么啦？地震啦！警卫战士二话没说，拉着我哥就往外跑。

　　唐山大地震后，关押在此的犯人第一次开始有了放风的待遇。每次放风，我哥都会眼睛一刻不停地扫射四周每一分每一寸。突然有一天，我哥在放风庭院的一个墙角的砖壁上看到一行小字：小弟，对不起！“小弟”是我哥的小名，除了家人，只有蛐蛐儿这么叫他。我哥环顾四周，他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看到蛐蛐儿的踪影，但他还是下意识地想寻找蛐蛐儿的蛛丝马迹。他想告诉蛐蛐儿，他并不怪他。

　　当我哥哥从关了十八个月的京城监狱放出来后，有一些媒体想采访他。我哥一概拒绝采访，他对媒体说的那句话我至今都没有忘记：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世事沧桑，当亲历那个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的当事人开始一个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意识到：有些事情可以灰飞烟灭，而有些事情却无法留存空白。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应该让它留下痕迹，二十年内不能说的事情，三十年后应该可以说了。

　　后记：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在2006年夏天将近四十度高温的天气里，走进了蛐蛐儿现在的家。我曾对蛐蛐儿今天的形象在心中做了千百种的描画和设想，但当我真正见到他时，心中的震撼和哀伤还是无法言说。

　　蛐蛐儿家没有看到空调，一台嗡嗡作响的破电扇摇摆着脑袋吐着热风。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保姆陪伴蛐蛐儿住在这套不超过五十平方米老旧灰暗的居室里，蛐蛐儿臃肿肥硕的身躯一看就是常年坐轮椅或卧床不活动造成的。他的脑子还是相当清醒的，但那木讷的表情和迟缓的动作，却像一个患了痴呆症的老人。当年那个令多少女孩子着迷的风流才子的英俊潇洒，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痕迹。

　　我将买来的水果放在他身旁，问他：你还记得我吗？我猜想他是要思索回忆一下的，没想到他立马脱口而出：袁敏怎么会不记得呢？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久远的记忆像潮水一样呼啸而来。

　　我问他：你能看书吗？

　　他说：能。

　　我又问他：能写东西吗？

　　沉默了大约几十秒钟，他说：能。

　　我告诉他，我正在给《收获》杂志写关于“总理遗言”的回忆文章，我还告诉他，《江南》有一个栏目叫“第一见证”，专门刊登一些亲历亲为的重大历史事件，我也希望他作为“总理遗言”的第一当事人，给这个栏目写一点真实的文字。我希望我和他能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一段共同的历史，这样也许会更客观、更公正、更全面。他没有拒绝。

　　(注：李君旭同志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任浙江日报文教部副主任，后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