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做人本身就是苦难、艰辛的，不单是做博物馆这件事。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总是要做些理想化的事情，艰辛是注定的”

　　 推开北京大观园北门附近一扇虚掩的雕花木门，正忙着做瓦当拓片的工作人员抬起头来：“您是？要参观吗？”

　　 展厅在地下室，沿着窄窄的楼梯下去，一片漆黑。工作人员打开电灯，400多平米的展厅出现在眼前。

　　 每参观完一组展览，工作人员就关掉这一组电灯，打开下一组。上古的陶器，秦朝的封泥，战国、秦、汉的瓦当????就在这明明灭灭的灯光里浮现，又湮没。展厅的墙壁上有书画诗文悬挂，署名都是一个人：路东之。他的身份曾经是作家、诗人、艺术家，如今，他最主要的身份是：收藏家、中国第一批私立博物馆的馆主。这里正是他的领地–––––古陶文明博物馆，全国第一座陶专题博物馆。自1996年10月30日获审批至今，路东之独自负责着这个博物馆的藏品收购、展览设计、运营等一切事务。“我们确实是中国私立博物馆中一个有着特殊意义和品格的标本，这是文博专家给出的评语。我一个读书人固执地坚持了十年，一路孤寂走来，既有常人难以领略的快乐，也有常人不堪承受的苦难和艰辛。”2008年3月14日，坐在博物馆的展厅里，路东之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但做人本身就是苦难、艰辛的，不单是做博物馆这件事。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总是要做些理想化的事情，艰辛是注定的。”路东之带着淡然的自信，缓缓说道，“而且我相信事情总有定数，从根本上我认为我的事情一定会成。”“又跳出一匹黑马”

　　 上世纪末，个人收藏家逐渐增多。不少人向政府提出，能否以个人名义开办私人博物馆。

　　 当时的文物保护法规定一切文物属于国有，个人所有的私人博物馆与政策有所冲突，各地政府都不敢先开口。在那种背景下，北京市被推上了实验前台。

　　 “那时候全国都在看着我们，作为首都，任何问题我们都应该先尝试。”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刘超英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1993年，北京市文物局制定了《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于同年12月23日以市政府令的形式发布。刘超英参与了政策出台的全过程。但由于“各方面条件仍不成熟”，暂时没有进行具体的审批工作。1996年，北京市文物局忽然传出消息，要审批几家私立博物馆，并迅速接受了一些收藏人士的申请。对于政府突然加速的传言是：中国某高层领导出国访问，参观了当地几处有名的私立博物馆，大加赞赏。当对方问及这一领域的情况时，该领导与身边的工作人员面面相觑。回国后，遂立即责成有关部门开展私立博物馆建设。当时在收藏方面已小有名气的路东之立即整理了相关资料递交上去，却被告知“恐怕已经晚了”。

　　 “当时大家都在争谁是被批准的第一家。”路东之说。先后递交申请的有六七家，其中包括如今在《百家讲坛》大受欢迎的收藏家马未都。

　　 “后来文物局为了平衡，一下批了四家，就说都叫第一批，别争第一家了。”路东之回忆说。

　　 北京市文物局于1996年10月31日批准成立了四家私立博物馆，分别为：马未都的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路东之的古陶文明博物馆，画家夫妇何扬、吴茜的何扬吴茜现代绘画馆，北京遗箴堂碑帖拓片博物馆。这一天，正巧是路东之35岁生日。“那天特别激动，虽然早就知道被批准是一定的。”

　　 企业家退出了，书生被迫挑起所有担子

　　 1997年6月15日，古陶文明博物馆正式开馆。当天有任继愈、王蒙、李学勤、唐达成、吕济民、李伯谦等文博大家到场庆贺，气氛热烈。

　　 只有路东之和他的工作人员清楚，在获得审批到开馆这不足一年的时间里，他们经历了多少风波与艰难。

　　 建馆初期，曾有企业家想与他合作，许愿说负责一切办馆所需资金，路东之专管博物馆馆务。对方设想进行资本运作。

　　 “这想法似乎高明却也太过理想与超前，在12年前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路东之说。很快，企业家退出了，路东之被迫一个人挑起所有担子。

　　 “那段时间逼着我动用了各种资源。”路东之卖书、卖画，卖瓦当拓片，断断续续凑出一笔笔钱。

　　 承租并装修近400平方米的展厅和添置五间办公室的设备，已经用光了他筹备的全部现金。而下一步将2000件文物安全地从几个地方运来博物馆入库，再从中选出600件，设计展陈方案直至完成布展，同时还要设计印刷门票、请柬、馆徽、简介、信封、信纸????还要培训馆员、讲解员、还要随时应付各界来访者。这一切不要说钱，单是工作量，按行家的说法是：够一个30人的班子干上四个月。而当时这一切都压在了手下只有五六个人，而且“又一次花光了钱”的书生路东之身上。最艰难时，副馆长兰翔，仗义地拿出仅有的10万块钱，解了交足21万元房租的燃眉之急。

　　 距开馆一个月了，设计又出了问题。原本路东之出几万元请来做馆徽、宣传册、请柬、门票等设计的一位知名设计师，因为接到别的“大活儿”而弃约。路东之一怒之下决定全都自己来，一个礼拜时间连轴转，在一个从事广告设计的朋友的配合下做了出来。“开馆的时候，至少有十个人问我是请哪个设计师设计的。”路东之至今仍非常得意自己设计的馆徽。

　　 6月15日的开馆日期已经确定。突然，路东之接到一个消息：香港回归之前一个月内不能举行任何重大活动，包括开张仪式。所有人都认为这下没戏了，路东之却执拗地给北京市领导写信、闯进区领导的办公室陈述，讲自己已经发了请帖给诸多知名学者、境内外媒体、大使馆人员，若不如期举行，会造成更坏的影响。最终宣武区区长直接出面，跟公安局协调，古陶文明博物馆得以顺利开张。开馆当天，嘉宾和媒体都颇为惊讶，藏品的完整系列、展览的科学布置、办馆的现代理念，令人难以相信出自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之手。

　　 “我对博物馆的理解是:应该有恰到好处的定位，确立一个合适的专题，在一定限度内恰好能实现它；还有就是对社会的公益性服务。”路东之说。关于后者，古陶文明博物馆一开始就允许观众随意拍照，有研究者、学生想索取更多的研究资料，他们也尽力提供。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点儿钱，给我一块空间吧

　　 其实路东之很早就想创立博物馆。

　　 1995年，因为秦封泥课题研究，他和当时供职西北大学的周晓陆先生成为至交。他把“博物馆梦想”向周晓陆合盘托出：“您可以将我所有的藏品视作我们共同的，甚至就是您自己的来思考、谋划、使用，请帮我实现这个梦想。”1996年4月，在周晓陆的倡议和策划下，拟将路东之藏品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在人大创办“东方文明博物馆”。

　　 后得到消息，对方的说法是：这个路先生太年轻了，要是位老先生就好了。再说了，他哪天一不高兴，东西搬走了，我们怎么办？

　　 时至今日，路东之提起这件往事又是苦笑又是心酸。“从那时起，我就放弃了与国有学术机构合作的想法。”

　　 1996年春天，中国印刷博物馆创办之初，曾向路东之借展一部分彩陶，并特邀他举办 “路东之收藏瓦当封泥特展”。让他哭笑不得的是，馆方花很多钱复制了若干像秧歌队用鼓的“石鼓”，上面刻了模仿拙劣的石鼓文，他坚决阻拦说：“这不行，要贻笑天下的！”馆方将信将疑：“是吗？要不再请别的专家看看。”请来了史树青先生（当代史学家、文物鉴定家），史先生看了很生气地说：“这太丢人了，赶紧收起来！”看着他们忙成一团而不得要领，看着偌大一座建筑，路东之默默地走向一个角落，想哭。就是那一天，就在那个角落，路东之默默地祈祷和发誓：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点儿钱，给我一块空间吧！有生之年，我一定要亲手建立一座博物馆！一年之后，他的梦想实现了。

　　 十年，还只是一段小小的行程

　　 如今，路东之每年要交18万元房租，并支付水电、工作人员工资、藏品获取和保管等各种费用，全部倚仗他个人的其他收入，比如他书画作品卖出的钱、稿费，以及他做的原拓本书、他的设计等艺术劳动。门票定价20元，“比起博物馆的投入来说，远远不够。”路东之说，“除去团队，博物馆平均每天接待十几人，好的时候全年参观人数也不过约万余人次。”经常有人见了他问：“生意好吗？”或“干这玩意儿行吗？”在大部分人的意识里，他这档事还是个买卖，而且可以随时转行关张，尤其是当人们知道他赔钱的时候。“我把最大的力量都放在扩充收藏上，开馆10年后，收藏体系有了足以欣慰的扩充与完善。毕竟，藏品才是一个博物馆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一直没有停止发展。”路东之说。这十多年，更多的私立博物馆在中国涌现出来，陆续遭遇到路东之曾经遇到的问题：合作失败、资金不足、经营不专业、观众人数少、持续发展问题。他们也在逐渐摸索出自己的解决办法，磕磕绊绊向前迈进。2007年6月24日，古陶文明博物馆开馆十周年纪念特展《古陶文明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幕。路东之在《古陶文明展》前言中写道：“十年，这个漫长的一瞬！对于茫茫宇宙，十年不过一瞬；对于个体生命，十年已是漫长的岁月；而对于‘博物馆’，对于本馆创办之初所设定的理想，十年，还只是一段小小的行程。远道修修，前路漫漫，我们依然处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