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桂龙规划未来充满希望。

　　 再过几个月，现任扬州江都农科所副所长的费桂龙就要正式退休了。记者见到他时，这位2003年突患尿毒症的老人显然还没有从病患中彻底恢复过来。

　　 上世纪90年代初期，费桂龙可谓风云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基本法起草文件资料选编》中全文收录了一篇《农业法初稿》的文稿，撰稿人就是江都农民费桂龙。1993年全国人大正式成立农业法起草机构，确认他的这份《农业法初稿》是一份“有意义、有价值的文稿”。

　　 在大“革”文化命的年代，费桂龙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很快当上了农业技术员。但农业学大寨，一亩只收几十斤；推行“两稻一麦三熟制”，忙得人昏天黑地还减产；为养鸡被批斗……年轻的费桂龙在痛苦中开始用笔记下自己的困惑：为什么上级领导要强制农民干自己不愿干的事，农民为什么做不了种田的主，上级制定政策的出发点都是想把农业搞好，为什么却总是收不到效果？改革的春天来到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8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些现象让他继续思考：如何按农业发展的规律办事？怎样杜绝“左”的一套东西死灰复燃？

　　 于是，费桂龙拿起了哲学、心理学、农业经济和系统论等读本，同时联系实际开始研究农村43组功能体系协调运作的特点，探索其规律。一部42万字的《中国农村功能体系工程理论》脱稿了。可是拿给谁看呢？他从报纸上看到当时的全国政协农林组组长蔡子伟的文章，说的正是我国农村功能体系配套问题。费桂龙揣着书稿直奔北京，生病住院的蔡子伟兴致勃勃地和他谈了几个小时，告别时鼓励他：“理论研究只能提供参考，法律才能规范领导行为，你能不能在现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把其中的观点提炼出来，从法律的角度加以阐述？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要是有一部农业法就好了。”

　　 一句话提醒了费桂龙。他立即回家从法学理论开始学起，借来各级党政的农业政策文件逐一研究，自费到苏南、浙江、山东、上海和北京郊区100多个村组调查，为此甚至花掉了女儿上学的学费，变卖了翻盖房屋的材料。经过两年推敲，一份近5000字的农业法初稿写成。然而蔡老这时已经去世，费桂龙拿着这份手稿站在北京街头不知所措，回到租住的北京朝阳区光华旅馆地下室，他决定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信，并郑重地附上了这份文稿。1990年12月底，全国人大成立了农业法起草委员会，费桂龙意外接到邀请去北京参加《农业法》的立法和制定。紧接着在浙江萧山的全国农村法制建设研讨会上，作为唯一的农民代表，在专家教授荟萃、党政高官云集的高层会议上，他又被要求作重点发言。

　　 老费告诉记者，“出名”之后，几经周折，他调至江都农科所任副所长至今。人生波澜不惊，“只是尽心尽力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年届退休之年，他又给自己制定了“高科技含量”的退休后计划，“昨天我刚结束在南京的学习，主要学习信息管理知识，再过两天我订的电脑就到了，退休后我主要想为地方企业做一些信息项目引进的工作，再就是把自己的一些农业技术申请专利，自己创业。”（汪滢 周鸿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