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底,震惊全国的安徽阜阳中院“腐败窝案”相继做出一审判决,阜阳中院先后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被判入狱。而记者日前赴阜阳调查获悉,尽管腐败窝案判决已经一年有余,但一些行贿者却毫发无损,仍然戴着买来的“乌纱帽”。就在2007年二、三月份的换届选举中,行贿15次的何涛仍连任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长,行贿者李松涛当选为颍上县人民法院院长。(3月31日《中国青年报》)

　　 对行贿者过度宽容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暴露的。这些年,从马德卖官、韩桂芝受贿到阜阳“窝腐”,腐败涉案金额越来越高,每一个腐败大案背后,都挂着一长串的行贿名单。遗憾的是,这一长串的行贿者屡屡被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甚至有的干脆连大名也被回避了,以“某某”代替。我们听多了某某人受贿被判刑,却很少听说哪个行贿者付出了惨痛代价。“一条腿惩罚”的事情如此蹊跷,以至于连有的受贿者都不干了,曾担任兰州市市长的张玉舜因受贿罪被审时,就曾诘问:“向我行贿的人哪里去了?难道只有受贿,没有行贿?他们的行为就不用追究了吗?”

　　 有句话说得好,“宽容腐败就等于对自己犯罪。”那么,行贿者何以被给予了最大的宽容?综观这几年的案例,借口无外乎几种:培养一个干部也不容易,不能因为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彻底否定掉,要“惩前毖后”但更要“治病救人”呀; 已经做了反省检查,也算是有所惩罚呀;那么多干部牵扯进去,都处分将闹得人心惶惶,影响工作呀……

　　 正是在这样一些似是而非的原因之下,才会有行贿干部不被追究,甚至获得连任等荒唐现象。就以阜阳来说,肖作新、王怀忠、尚军、张自民等案件,受牵连干部达八九百人,大多数是行贿买官办事者,但根据阜阳市纪委的说法,除了少数年龄大的退居二线,或者有严重问题被撤职查处,问题干部们大多数都还在原来的位子上——充分证明了对于行贿干部的 “高度宽容”。

　　 问题干部查处了就会导致部门瘫痪——这说明腐败问题的确严重,但这种现象,究竟是宽容问题干部的理由,还是对他们一再宽容的结果?什么叫防微杜渐?如果从最初的干部任用上,就是“一腐否决”,还至于导致这样一个区域的大面积溃烂吗?曾有报道说,在香港,有一记者为了进入《2046》电影拍摄现场拍照,塞给门卫300元港币,结果被判入狱3个月。这似乎小题大做了,但恐怕只有这种“斤斤计较”的小题大做,才使得行贿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而不至于沦为行贿者的通行证。

　　 吴思曾提出“边界变老”的说法:随着年头的增加,某些限定性的行为边界总要朝着有利于官吏的方向移动。某些官员的政治道德、职业品性等底线越降越低的现实,似乎再一次证明着吴思观点的无错。我们说,一个进步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更加宽容的社会。但宽容是对老百姓来说的,对于国家公职人员却恰恰相反,越是文明的社会,对他们的行为就越是要格外苛刻。但现实似乎恰恰相反:对老百姓越发苛刻,发句牢骚都能抓起来审问,但对官员却极度宽容,捅下多大窟窿也没当回事——现代文明的 “宽容”观念,就这样错乱地被官员体系为己所用了。

　　 据报道,从2006年一月开始,全国检察机关就启用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对五个领域的“行贿犯罪黑名单”实现全国联网,只要很好地应用这个网络,没有道理就这样“边行贿边高升”的呀。可见,要重新修复在腐败问题上的正义底线,就必须撇掉对行贿者畸形的同情,也必须摆脱“收拾了问题官员将导致行政瘫痪”这类荒唐的借口,说到根子上,人民对于腐败的痛恨,必须非常迅捷地反映到对于贪腐官员的查处上去,而不能被官员体系完全自己来决定,随便拿起,随便放下。（普沙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