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藏族人以及藏文化研究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格勒4月2日接受了新华网电话连线专访，讲述了亲身经历的藏区变化，并介绍了有关西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图为电话连线现场。新华网 郭毅 摄
格勒：出生在最低层农奴家庭 生命没有保障
主持人：格勒老师，您好！您眼中看到的西藏是什么样的，现在的西藏又是什么样的，这之间的变化能不能给我们广大的网友说一说？
格勒：我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我的名字叫格勒，是一个藏族学者，出生在青藏高原。我的家乡就是现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甘孜县，那是一个相当偏僻的地方，从成都往西800多公里，在雅鲁藏布江和金沙江边上。非常有趣的是，西藏是1951年和平解放，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西藏的路上经过我们家乡的时候出生的，可以说我是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那个时代的环境和社会多多少少我也经历过一些，这里面有两个情况。
第一、作为传统与现代分界的社会标志就是西藏1959年的改革。民主改革以前西藏是没什么变化，它保留原来的制度。在我的家乡，因为解放军来得早，所以它是1956年就改革了。我们家乡1956年建立了第一个新中国办的小学。而办小学之前，我们这个地方仍然是封建农奴制社会，这个社会的特征就是它把整个藏族社会和藏族人民划分成十几种等级，西藏最高的就是贵族，贵族里面最高就是达赖喇嘛。
在我们家乡也是同样有贵族，贵族下面农奴又分成三种等级。农奴超过旧西藏人口的９０％，藏语叫“差巴”（即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和“堆穷”（意为冒烟的小户）。他们不占有土地，没有人身自由，都依附在某一领主的庄园中为生。此外还有占人口５％的“朗生”，他们是世代家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丝毫人身自由。这是最低的等级，基本没有土地、没有住房、终生全家为贵族服务的，也就是为他们劳动、最后有一点吃的，这就是最低层的农奴。我出生的家庭就是这种家庭。
我们家没有自己的一寸土地，也没有自己的住房。在我印象中当我懂事的时候，我们的家就在贵族家的厨房和客厅之间的过道上，有几件衣服、垫子，其他什么都没有。我两个姐姐和我妈妈全部为贵族家打工，几乎没有家可言。而我又从小没有见过父亲，所以我是家中唯一的男人，很小。在这个社会当中最突出的一个印象就是一个男人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没有什么别的出路，因为当时一座小学也没有，没有机会接触社会，也没有机会认识这个世界。要么你去参与社会上各种械斗，要么就去寺院当僧人，通过二三十年的学经，有点出路。
械斗就是打仗，部落和部落之间为了贵族的利益，发动局部的战争。这种事经常发生，因为我们的家乡纯粹是藏族地区，但是内部又分为很多很多小块的头人的领地，大大小小的头人都管着一片农奴。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草场、自己的地界，稍微一不注意就会发生一些不间断的械斗，这种械斗最后形成的结果就是冤仇不断增加，要报仇雪恨，所以械斗也是非常痛苦的事。
生命是没有保障的，能吃饱就不错了。像我母亲、姐姐，她们没有理智地意识到这个社会的不平等，因为她们从父辈下来就相信宗教，认为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相信前世和来世，认为人是不断地转世，认为自己现在命不好，就是因为前世造了什么业，这种信仰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她也意识不到，同样的人为什么富的那么富，而穷的一无所有，也不可能因为这个而进行挣扎或者是奋斗，她始终就是驯服的工具，也可以说是，自己一无所有，一生献给了贵族。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出生在那个时代，一般我们的传统是寄予厚望，至少给家庭带来了一定的希望，所以我的母亲这一生当中最大的理想就是希望我能够出人头地，要么就能够去学习、读书，所谓读书就是到寺院。所以那个时候她请求我们所劳动的贵族家庭，希望用她或者两个姐姐的的劳动成果，换取一个让我这个唯一的儿子能够去读书的机会，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学校啊。所以那个时候的规定就是一个家庭如果有几个孩子，可以派其中一个孩子去报名到寺院当僧人，但是寺院的僧人报名是有规定的，孩子必须要长到七、八岁甚至十岁以后才能去，所以第一个办法就是先给我报了名。
第二个解决办法是让我5岁的时候，被允许在贵族家里的经堂打鼓祈祷，这儿需要一个仆人，当仆人就可以学藏文，我的学习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启蒙教育第一是识字，当时没有纸和笔，也没有书，所谓老师就是僧人，拿一个只有一寸长的长方形的黑板。这种黑板很简单，涂一层比较旧的能吃的酥油，加一点灶灰，灶灰上面就可以用笔写字，写完了给老师看，他看完就给你改，然后就天天背，一个是写字，一个是背经典，再以后免不了每天就挨打，你一个字错了就要打一下，打得很厉害。所以我逃跑过很多次，但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点就是突然有一次来了一大批解放军，现在想可能是进西藏的军队。
那个时候不知道解放军是什么，这些解放军就住在贵族的楼底下。那个时候我比较喜欢他们，因为他们唱歌、骑马，我帮他们的忙，他们会给我吃玉米和大米，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上这些东西，所以交了一些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