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部是在大部制改革方案出台后成立的四个新部之一。原来人们一直以为,中国环境污染之严重,原因之一在于环保部门权小责大,这下环保总局晋身入阁成为环保部,与其他权大责大的部委平起平坐了,人们于是自然期待环保部能搞出几个大“动作”来。环保部似乎也不想让人们的期待落空,在近日召开的2008年全国环境执法工作会议上,周生贤部长表态说:“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挂牌督办的案件,要查处到位,整改到位,查处一家,震慑一方,影响一片。今年的环境执法要搞几个重量级的、影响全国的大要案。”

　　 不过,对于环保部的“三把火”,我是不太看好的。这倒不是怀疑环保部的决心,而是因为环保部要查处的对象太强大了——他们是由少数地方政府或部门与某些居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出于追求各自利益的需要而结成的联盟,也就是所谓的环境领域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致使环境持续恶化,这在环保学界早已不是秘密。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现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就曾批评一些企业在地方政府庇护下,用极端粗鲁的方式把全民的资源环境变现为私利。

　　 在中国,这种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获利由来已久。日前出版的中国环境绿皮书就指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十多年中,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密切程度甚至超过了原来的“政企合一”的计划经济时期,出现了“政经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利益结盟现象特别表现在电力、化工、煤矿、造纸等行业。可以断言,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之所以要大肆兴建高能耗和高污染项目,并非单纯为了“政绩”,背后还有赤裸裸的利益攫取。企业则以“资本挟持环境治理”,如果地方政府要追查企业的环保责任,投资者往往以撤资来抗拒或要挟,地方政府由于担心企业外移会引起税源流失、失业和社会救济等问题,也就屈服于资本的意志之下,对企业污染环境睁只眼闭只眼,听之任之。

　　 有两件事可以见证环境领域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之大。一是绿色GDP评价的搁浅,二是规划环评条例立法的遇阻。本来,两者都是解决中国环境危机的很好手段。但只因前者要从传统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从而使得某些省市的发展成果有可能为负数,因此遭到了很多地方的反对,导致这一评价无果而终;后者则从规划环节就阻住了一些高污染项目的上马,从而也使得该条例历经数载,就是出不来。

　　 为什么在环境领域特殊利益集团会根深蒂固?我想,这与我们过分强调发展主义有关。从学理上看,环境领域特殊利益集团的“思想武器”就是发展主义。发展主义作为一种学说,自有其价值,但如果把发展主义变成一种指导发展的意识形态,则可能大有问题。因为在发展主义的体制和话语下,某种自然物一旦具有了“资源”的价值,这些自然物就在被迅速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本土的或全球的资本和技术的依附关系,越来越集中到各种权势集团和资本集团的手中,被用于满足他们的利益需要,而让大部分人去承担资源耗竭和环境破坏的灾难性后果。而发展主义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之所以又特别流行,在于它打着让人民快速致富和国家快速发展的旗号。

　　 所以,要消解环境领域特殊利益集团的力量,首先应从指导思想上,打破对发展主义的迷思。另外,就是要对国有的土地等自然资源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因为特殊利益集团对水、土地和矿产资源等的肆意侵占,不加珍惜,很大程度上也与这些资源的产权残缺有关。再者,还要进行广泛的公众动员,让环保变成公众的事业,这对防止特殊利益集团损害环境同样至关重要。实践证明,只要公众参与进来,就会形成权力寻租无法突破的障碍。

　　 至于环保部的“三把火”能够烧到什么程度,我以为不可估计过高。事实上,对于深谙权力和资本之道的特殊利益集团来说,如果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和考核制度不改变,不说“三把火”,就是“十把火”,也烧不着其眉毛。但当然,我们也不要失望,有“火”总比没“火”强,它至少表明环保部还是想有所作为的。(邓聿文 系《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