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推公选乡镇领导全国只有不到300个乡镇在实行，还不到全国乡镇总数的1%

　　 “这个题目太大了，半个小时规定时间，蜻蜓点水也谈不了什么，我想换一个角度，谈一下自己对政府改革创新的一些想法。”3月26日上午10时，在位于北京西城区西斜街36号的中央编译局五楼办公室，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著名学者俞可平这样做开场白。

　　 正在举行的是一场小型座谈会。座谈会源于《中国政府创新蓝皮书2008》的出版，此书由俞可平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对过去几年我国地方政府创新的诸多案例进行了梳理总结。

　　 俞可平

　　 自2000年开始，中央编译局推出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至今已经四届。“此书的目的一是忠实地记录中国政府创新的历程。二是通过分析这些案例,探讨存在的问题。三是希望做一些理性的前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雪冬介绍。

　　 俞可平与会并发表演讲，增加了这场小型座谈会的吸引力，共有二三十家媒体参与。演讲的原定主题是“30年来中国政府创新的总结”，但鉴于时间的限制，俞可平临时改动了主题。

　　 俞可平一共谈了十点想法，期间时常脱稿穿插一些案例和亲身经历，增加了演讲的生动性。

　　 比如谈及第七个想法“政府创新不能简单地一刀切，不能简单地学别人的经验”。他举身边的事情为例：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宋亚平当年在担任咸宁市咸安区区委书记期间，陆续推行了包括五保合一、两推一选、干部打工等十四项改革措施，咸安改革一时不胫而走，宋亚平也成为继吕日周、仇和之后的又一位名噪全国的改革者。各地政府官员蜂拥而至，学习咸安经验，为此当年湖北省委特批了一笔招待经费，供宋亚平使用。

　　 宋亚平前几日给俞可平写信，信中说，不少地方学了咸安的做法之后，做得并不成功，上级领导不肯定，下面的老百姓也不支持。“不成功以后，就开始抱怨咸安政改。他说，这是天大的冤枉，我又不是让他照搬，咸安和别的地方差距很大，怎么能照搬呢？照搬以后不成功，怎么还能怪我们呢！”俞可平转述道。

　　 演讲结束后，俞可平接受了包括本刊记者在内数家媒体的采访。

　　 推行公推公选的乡镇只有300个

　　 演讲由务虚开局。第一点讲政府创新的重要性，“政府创新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整个社会体制当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他说，“政府是社会进步的火车头，而善政是人类长期追求的政治理想，也是达到善治的关键。”

　　 第二点，俞可平呼吁政府创新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他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不久前两会记者会上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来强调解放思想的重要性。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新产生的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也绝不能走回头路，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转变观念，开动脑筋，想出新办法，尽量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解决我们在改革开放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所以，我认为在政治改革，或者政府创新这个问题上，只要符合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所有改革举措，都可以大胆地去试，去做。”

　　 接下来，俞可平由虚至实。他谈到政府创新需要有整体战略，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第四个想法，政府的改革创新，需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任何创新都有风险，政府改革的风险尤其大。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和制度鼓励政府的改革创新，许多大胆的改革创新举措就会因为没有制度保障而无法推出。”

　　 他提出两个合法性的问题，一是法律的合法性，一是政治的合法性。“法律的合法性，就是符合法律条文的规定。政治的合法性，就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被人民群众所接受、所认可，也叫‘正当性’……法律的合法性最终要符合政治的合法性，要修改相关的法律条文，鼓励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改革创新行为。”

　　 说到此处，俞可平又举例为证。“比如乡镇领导的公推公选，我们的调查是，首先它符合中央倡导的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三者有机统一，同时很受人民群众拥护，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改革。”但是，他说，由于过去没有明确的制度性规定，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

　　 “这样一个好的改革，结果到现在加起来也不到300个乡镇在实行，还不到全国乡镇总数的1%。”

　　 对于真正的改革者不能说是作秀

　　 俞可平提到了创新的动力问题。他说，从根本上讲，政府改革创新的动力来自经济发展、政治进步、人民需要、全球化的冲击，这是根本的。但是直接动力往往是压力---上级压力、下级压力、群众压力、其他单位的压力，以及来自激励---体制内的激励，比如说做得好可以升官，还有民间的激励---老百姓的拥护、支持，包括获得政府创新奖。

　　 “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制度。制度是长久性的动力手段，制度是政府创新持续动力的最可靠保障……政府创新无论效果多好，多么受到群众的拥护，如果最终不以制度的形式得到推广，肯定难以为继。”

　　 他提到了人走政息的现象。“我们看到这些年来有很多地方政府改革非常好，老百姓拥护，上级也肯定，但是改革的创新者、强势的领导一走，一变动，就没了。”

　　 他论及创新者需要具备的素质，“首先要不计个人利益，要考虑政治责任。”俞可平还向与会者谈到“创新不能照搬”以及“政府创新是世界性的潮流，要重视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

　　 对于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的空间，俞可平说：“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地方政府抱怨，说创新是中央的事，我们地方怎么能改革呢？我认为这是一个误解，事实上，在现行政策下面，地方政府改革创新方面是有很大空间的。”他说，“中央统一领导，并不是说地方政府要刻板地按照中央的指示去做。相反，地方完全可以按照中央的精神，以改革创新的态度，从各地实际出发，大胆地进行创新实验。”

　　 “中央推广的许多制度最初都是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的产物。比如政府采购、行政审批等，中央已在全国范围推广，但最初都是一些地方自己的改革创新举措。”

　　 不过，俞可平也提醒说：“政府创新不能搞政绩工程，切勿搞政绩秀。喜欢做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喜欢作秀已经成为一些地方党政干部的顽疾，改不掉的毛病。政府创新如果也搞成形象工程，就不是简单的劳民伤财，就会严重的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俞可平呼吁专家学者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各级政府的改革创新，也要充分肯定它的成绩，不要以偏概全，否定改革创新者的业绩，打击改革创新者的热情与勇气。

　　 他说最近看到一个材料，一位外国人采访了国内一位“还算是比较有影响的”学者，这位学者不主张中国搞民主，而主张把民主和法制分开，“这位外国人就问他怎么看中国基层民主的尝试，比如说四川的民主改革。”这位学者回答：“在我看来，所有地方民主改革都是在作秀。”

　　 俞可平说，听了这样的话令他感到“伤心”，“我们大量的地方改革者，应该说多数的地方政府改革者是想为老百姓做事情，是有一种责任感的。因为在我们已有的体制下面，如果他真要为自己的前途考虑，他只要按照上级说的做就可以了，没有风险。而改革是有风险的……有些是真正的改革者，不能说他们是作秀。”

　　 突破不是突变

　　 由中央编译局组织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活动，八年中，一共有1190个地方政府创新项目报名参选，并最终选出了40个优胜奖以及若干入围奖。

　　 本刊记者在提问时说，从数量上看，地方政府创新获得了相当大的突破，但是从“质”来看，突破的力度似乎显得较弱，给人一种同水平重复之感。

　　 俞可平在回答中对此未予认可，“我倒不认为突破性太少，改革成就是很大的，只是显得不太均衡。有一些领域比较多，有一些领域比较少；有一些地区比较多，有一些地区比较少；有一些部门比较多，有一些部门比较少。比如‘一站式服务’，在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发达地区早已经推广了，但在有一些地方还没有，老百姓去办事还要去好多部门，还遇到推诿，事难办。”

　　 “‘突破’不是‘突变’，‘突破’是在已有的基础上，符合我们既定的法律框架、政治框架，又符合老百姓利益，在以前改革存量的基础上的一种增量改革。”

　　 而在回答本刊记者关于政府创新的阻力何在的问题时，俞可平总结了三点。“首先是动力不足。改革创新要有激励机制，要有压力机制，还要有制度保证。现在压力没有问题，但是激励不足。也就是怎么完善我们的干部考核、选拔机制，让那些政绩突出，一心为老百姓办实事，深得群众拥护，自己也勤政廉洁的官员， 通过更加完善的干部体制，让他们脱颖而出。”

　　 “第二，在整个宏观环境方面对改革创新还需要更加宽容。政府改革创新风险太大，如果没有宽容，他们就受不起，就不敢做。”俞可平说，为什么一般的学者都会很乐意接受媒体的采访，都滔滔不绝，侃侃而谈，但政府领导一般都躲着，因为“他怕说错话，怕说错了以后承担责任”。

　　 “另外就是部门利益的问题。制度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利益关系的调整。这是非常敏感的事情，一般来说都不太愿意自己通过调整以后，自己的部门，或者是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

　　 “还有一个原因是‘惰性’，惰性也会影响我们改革创新的力度。人都有惰性，而制度也有它的惯性。这也导致我们一些应该改的地方，一些部门应该有突破性的改革却没有做。”《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