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世界“史库”之称的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于1923年。该杂志辟有“封面人物（或专题）特写”，并配有一篇重磅文章。从1951年到1975年，周恩来六次登上《时代》封面。从《时代》封面看周恩来，就像在观看一部由美国人为周恩来拍的蒙太奇式的老电影。那么，在这面“西洋镜”里，周恩来是什么样子呢？

　　 “共产主义者周恩来”

　　 1951年6月18日，周恩来第一次登上《时代》封面。然而，《时代》首次介绍给西方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成了暴虐的统治者，在外交上成了听话的仆从，在经济上成了无能的领导者。《时代》对周恩来和新中国的“妖魔化”和“丑化”也许不难“理解”，因为当时美国的双脚正深陷朝鲜战争的泥潭中。

　　 《时代》记者不去关注朝鲜战场上美军的失利，却“关心”起中国的内政来，在其笔下，中国俨然正在经历一场由政府发起的“恐怖活动”。按照《时代》记者的说法，“红色中国的主人们不仅在朝鲜发动了一场反对美国的战争，而且也对他们的人民发动了一场无情的战争”。然后，《时代》记者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中国的大规模谋杀已经成为一件政策上的平常事，这是由中国已知最有影响力的那群统治者直接训练的。这群人的首领是一个温柔、和蔼有礼的人，很多过去与他相识的西方人都认为他不过是玩玩共产主义。他就是那个名叫周恩来的职业政治组织者。有一次，他觉得有必要提醒他的一个美国仰慕者：你别忘记了，你知道的，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接着，《时代》记者列举了周恩来的“罪行”，说“周参与了中国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从镇压‘强盗’到大米的价格。”《时代》记者所描述的“恐怖活动”就是新中国为巩固新生政权而发动的镇压反革命的活动。然而，《时代》记者片面夸大并渲染了这场运动进行得过头的地方，有意无意地没有指出新中国采取这些强力措施的背景，这当然不是记者的专业素质问题，而是记者的狭隘立场在作怪。

　　 《时代》记者还极力挖苦周恩来的外交战略，并以讽刺的笔调写道：“即使把整个中国政府搬到莫斯科，也不会比现在对中国的控制更直接。”记者还举例说，俄国政客大量出现在北京，俄国的技术人员遍布中国，俄国的生活消费品出现在中国各地……《时代》记者所讥讽的就是新中国建立伊始实行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实际上，新中国的“一边倒”也不是绝对的。早在建国前夕，周恩来就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不能“一切依赖外援”，“倒在外国人的怀里”。

　　 《时代》记者对中国的全盘否定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经济：“中国的经济在赤色分子取得政权后就陷入了混乱，现在正承受着战争负担的压迫”，在农村，“农民刚从地主的压榨中解放出来又要面对政府更沉重的赋税”，在城市，“拒绝合营的商人被邀请到司令部，10多个小时没有食物、没有水、不能洗澡，直到领悟”。当时的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农村主要实施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农民获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在整体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是成功的。

　　 《时代》记者戴着有色眼镜下了结论：“朝鲜战争对于中国来说已被证实是一个昂贵的冒险”，并预言“如果红色中国的主人们选择在朝鲜坚持下去，他们毫无疑问是可以做到的。可代价是：中国人民会承受更多的痛苦。”这大有劝中国“悬崖勒马”之意。

　　 “红色中国的周恩来”

　　 1954年5月10日的《时代》封面上，周恩来身后的栅栏里关着一条“张牙舞爪”和“目露凶光”的青龙，寓意不言而喻。如果注意到这期杂志出版时正值朝鲜战争后的日内瓦会议期间，就不难理解《时代》记者对中国的“仇恨”与“恐惧”，散布“中国威胁论”的原因了。

　　 日内瓦会议的目的是协商解决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问题，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亚洲较量结果进行评估和判定。会议自4月27日开始，7月21日结束，历时近3个月。当《时代》记者写完这期杂志的封面文章时，会议只不过迈开了一小步，还没有谈出什么结果，但记者已经感觉到了中国的崛起：“这4年以来，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同行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办法，僵持住了朝鲜战场上这个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军事力量，他们已经取代了俄国成为了北朝鲜的占领者。他们能够用很少甚至不用中国人流血就可以武装和指挥一场印度支那战争。这战争或许可以让共产主义彻底夺取整个东南亚。他们威吓到了曾经伟大的法兰西民族，让他们渴望一个可耻的投降；他们轻蔑地甩开了曾经强大的英国伸出来的手；他们命令美国从亚洲和太平洋离开。”美国当然不想从亚洲和太平洋离开，这就决定了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便不是积极的破坏者，也是消极的看客。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一贯主张“以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来同共产主义作斗争”，在制定与会方针时特别要求美国代表不得与中国代表接触，包括礼节性的握手。他自己甚至宣称，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他才会见到周恩来，那就是“撞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事件。会议初期，在一间接待室里，杜勒斯与周恩来不期而遇，周恩来主动伸出了手。在众目睽睽之下，杜勒斯却故意摇摇头，双手交叉放到身后，扭身大步走出了房间。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周恩来。据斯诺回忆，时隔6年之后提到这件事时，周恩来还面有愠色。不过杜勒斯一周后就回国了，接任他的史密斯表现就灵活多了。少了杜勒斯，中美双方的气氛融洽多了，还开始了大使级会谈。周恩来虽然没有取得正面突破，却有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使美方同意“归还”洲际导弹专家钱学森。

　　 在朝鲜半岛，美国既打不下去，又不想撤出来，因此在日内瓦的会场上注定不会有超出《朝鲜停战协定》的成果产生。朝鲜半岛问题会谈的失败给印度支那问题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会场外的一场胜负却扫除了这片阴霾。5月7日，就在这期《时代》出版前3天，越南人民解放军在越军统帅武元甲和中国军事援助团团长韦国清的共同指挥下，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决定性胜利，这直接导致了法国政府的改组。反战的法国新政府上台后，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就顺风顺水了。美国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和对日内瓦会议的冷淡是显而易见的，周恩来曾经要求美国“不要妨碍其它国家达成协议”，但美国代表团最后还是拒绝在《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这就埋下了其日后介入越南战争的伏笔。

　　 这期《时代》出版时，关于朝鲜半岛遗留问题的会谈正在有气无力地进行着，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则刚刚起步。在文章结尾，《时代》记者再次表达了他对日内瓦会议上“中国气息”的强烈感受：“上周，周恩来站在了世界面前，显示了一个巨人决心把美国和西方赶出亚洲，渴望吃掉那半个世界，无论付出多少血汗也要把它自己由贫穷变得强大的表情和声音。几乎没有人否认那个巨人大得令人生畏，而且正一天天长得更大。”记者同时“怀念”起从前的日子：“就在几十年前，欧洲还在命令着中国的事务，那不容置疑的口气就像命令自己的黄包车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