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运动是1963至1965年期间，根据中共中央连续发布的《十条》和《二十三条》指示，在我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参加了由公安部和山东省公安厅组成的工作队，去山东曲阜姚村公社姚村大队薛村生产队搞了八个月的“四清”工作。在当时和尔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参加“四清”工作对个人来说十分重要，不仅要写进人事档案，连“户口簿”上都有记载。我的户口自1964年1至8月，曾迁移到曲阜又迁回北京。因为那会儿还没成家，是集体户口，由单位给统一迁出与迁入。若干年后，从户口簿变动栏的记载中，才知道当年搞“四清”，我是带着户口去的。

　　 1964年春节过后，我跟随由十局一名副局长带队的“四清”工作队，坐了一夜火车，第二天清晨到了济南，在车站前宾馆稍事休息后，转车到津浦线泰安――兖州间姚村站下车（距离曲阜县城最近的火车站，公社所在地）,在公社与共同编队的省公安厅的同志们汇合。当天,我们就进村住进了贫下中农家里，我所在的姚村大队薛村生产队，有我和陈国栋两人，还有省公安厅一位张处长（经常不在，可能是半脱产或在别的生产队另有住处）。省公安厅副厅长（前后分别为薛锐和邱大江）蹲点也在这个大队。据说前一年，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曾在附近蹲点搞过“四清”，所以曲阜的“四清”运动是公安机关搞的，有点对口帮扶的意思。

　　 “访贫问苦”遭遇的尴尬

　　 工作队进村后，要求队员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实际上，地方给工作队员安排的住处，并非是村里的“贫农”，因为薛村真正的贫农，是腾不出单独的一间住处的。我的房东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她是村里除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和会计以外的第四号人物。“四清”的具体工作，是从召开社员大会宣讲两个《十条》开始的。那时候开个会很不容易，一般是晚饭后召集社员开会，天还大亮时就催促社员到大队部院子里开会。可是等上一两个小时，人也到不齐，出席率最多不过六七成，包括孩子和老人。

　　 接下来是扎根串联、访贫问苦。要求通过串联贫下中农，形成可靠的阶级基础，孤立富裕中农（我所在的薛村生产队没有地主）。可是，当地是孔子故里，依然保持传统的家族称谓习惯，按辈份称呼。薛村人几乎全姓孔，少数几家姓严。孔姓的庆、祥、繁、令、德，是当时聚集的五辈人。三五位富裕中农都是大辈份，小辈人见到时称爷道叔，上边要求小辈直叫他们的姓名。为此，工作队费了好大劲，收效却不大！

　　 忆苦思甜更是难以发动，我找了几位看上去较老的贫下中农（当时农村四五十岁的人已显得很苍老），请他们讲讲旧社会所受的苦。多数人都不愿意讲，个别的讲着讲着，就说起困难时期没饭吃饿死人的事。我遇到过两次这种诉苦，真是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

　　 与社员“三同”

　　 干部下乡搞运动或开展某项工作，历来都要实行“三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我大学毕业后到公安部研究所工作没几年，还是头一回以干部的身份下乡，“三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同吃”是入户吃派饭，一天换一家，不是什么人家都可以去，一定得去贫下中农家里。去的时候带一斤小米和三角钱，后来发现吃“派饭”的人家很欢迎这种安排，因为当地太穷了，我记得每餐饭就是玉米面糊糊和煎饼，没有煎饼时，糊糊里面放一些蒸不熟煮不烂的白薯干。几乎没有什么菜，有个凉拌或清炒藕片、白薯粉皮就相当不错了。到了麦收前，糊糊里是头一年埋在地下的白薯叶子，麦收后才能吃到曲阜地区特有的白面薄饼。城里来的工作队员吃得都很少，所以，管一天饭，一斤粮食与三角钱还有剩余！

　　 可是，工作队每十天要去公社开一天会，头几次还集中起来讲讲工作情况，也就是个把小时，随后是赶集，公社所在地正好十天一大集。中午是两个白面馍和一碗红烧肉。到后来是光改善伙食，很少开会，连老乡们也知道工作队每十天去公社吃一顿。

　　 “同住”就是住在社员家里，那时候要求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因为进村时工作队员的住处已安排好了，过后我发现，那每人单独一间的茅草房，并不是村里贫农能够腾得出来的。领导同志蹲点的住房，更是贫农不可能拥有的。所以“同住”应该是住在村里就是了。

　　 “同劳动”最实际又有意义，因为没人监督，工作队员又都是主动要求下去的，那时候好像真的没有人厌恶劳动。我虽然生长在城市，不大会干农活，从送粪、耪地、锄草、拉犁，到拔麦子、打场、秧白薯，各项农活都尝试过，当然顶不上一个整劳力。记忆最深刻的是人拉犁，一个生产队没几头耕牛，三四个人拉一把犁，真的是重体力劳动！

　　 我了解到的“四不清”

　　 “四清”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当时，人民公社是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生产大队多数是空架子。我所在的薛村大队名义上辖附近的三个生产队，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开会、平时总是一言不发，我离开时建议劝其退党。大队长只管派生产队的农活，没见他管过大队部的事，而会计主要负责生产队的工分、很有限的财物和账目，仓库里好像也没什么储备。

　　 薛村生产队会计是位有小学文化的农民，较同村其他人有些心计。他又是较长的“祥”字辈，多数人喊他叔。最初，听到一些群众意见，他家比别人富，好像问题不小。有人反映，省厅那位张处长经常到会计家吃饭，有时还喝酒。我便鼓动几个对他意见大的人，想开他的斗争会。后来因为没有过硬材料，“清”了几个月，结果只发现有少量“多吃多占”问题，只好作罢！生产队底子薄，工分低到几分钱一个工，年终每家分的口粮差不多。谁家富一点很让左邻右舍眼热。再就是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不绝于耳，像什么送妇女主任一块香皂就发生关系等，很让我们这些还没结过婚的青年困惑，不知该怎么办。好在它不属于“四不清”，离队时都没有作为问题留下。

　　 八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匆匆撤离时和老乡还真有了点感情。回到北京后，第二年学习《二十三条》，欢送下一批去陕西省长安搞“四清”的同志时，领导上让我结合自己亲历的“四清”，讲讲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八个月没觉得有“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呀！最后还是按文艺作品模式，演绎一出故事交差。

　　 （邱学信，刘海波摘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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