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市场的真正风险是不对内开放，不建立内生的竞争机制，把对外开放与行政管制奉为银行改革的法宝，其结果必然是金融控制权逐步丧失。

　　 张宏良先生的《控股中国银行——劫难第一单》最近极为热门，我赞赏张宏良先生的拳拳爱国之心，但非常担心这样的文章会掀起民粹主义的狂潮。

　　 在金融业开放过程中，我们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所谓左，就是以民粹主义情绪阻止对外开放。中国金融业必须对外开放，这既是加入WTO时的承诺，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之后的必然之路。在看到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工行、招商等银行正在周边国家与非洲等地区大力开疆拓土。

　　 中国银监会刚刚发布的《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取消了对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比例限制，稍嫌粗忽。新的《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第10、12、15条规定，外资控股国内银行需要银监会审批，另据商业银行法规定，无论境内什么银行，股权变化5%以上都需要银监会审批。事实上，目前我国外资控股的银行只有深发展与广发行两家，其他大型国有银行都是国资控股。管理层对外资控股保持非常的警戒心，而银监会等有关管理层对此的控制非常严格。这两年，政府的金融中心工作是做大金融机构的市值，防止国家丧失对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的控制权。银监会的征求意见稿被市场会错了意，遭到炮轰，纯属多情的误会。

　　 所谓右，则是以为非外资进入不足以拯救中国金融机构，股权小卖小得利，大卖大得利，恨不得中国金融机构一夜之间改姓他人之姓。这样的做法在现实中也有很多，以前银监会规定股权转让对于外资的格外施惠，各大银行在股权转让中眼睛只盯着外资大股东，对国内资本极尽歧视，就是典型的例子。

　　 真正应该考虑的是，为何国内反对开放的情绪如此高涨，这绝不是国内投资者的非理性，而是他们在投资过程中遭受到了严重的不公待遇，加剧了市场对外资、对政策的敌对情绪。因此，对于政策的夸张解读受到民众欢呼，一句小民不可理喻绝不能解释深层次的社会心理。

　　 民粹风险的始作俑者正是实行对内对外开放不平等政策的管理层。中国金融市场的真正风险是不对内开放，不建立内生的竞争机制，把对外开放与行政管制奉为银行改革的法宝，其结果必然是金融控制权逐步丧失。

　　 首先，金融机构迟迟不对内开放，到目前为止，对内开放仅局限于农村信贷，而且不能吸储，摆明了是希望民间资本为政府在农村信贷市场的控制解围。当然，说政府从未对内开放也不符合事实，在城市商行与农商行的改革过程中，均有吸引内资的例子，但内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基本上只有投资权没有控制权与受益权，这就导致投资者利益短期化，如投资之后又借出大量资金，利益私相授受，这反过来给予管理层口实，更加收紧对内资的开放程度。

　　 其次，对外出让股权时让利过多。张宏良先生所说的2005年6月美国银行投入中国建设银行30亿美元，短短2年后的今天，美国银行的直接和潜在获利已达到320亿美元，足以抵消该行在次贷危机中损失的近40亿美元，确实是事实。不仅美国银行，其他入股中国金融机构的战略投资者莫不获得丰厚回报。在资产管理公司处理银行坏账时，向外资所出售的资产包价格之低，甚至连公司内部的人都拍案而起。

　　 对金融机构再次贱卖的担心并非多余，由于缺乏内生的竞争机制，金融机构的竞争力没有显著好转，如果这些公司无法抵御经济下行周期的考验，惟一的办法就是再次引入外资，冲销水面下的巨大坏账。

　　 闭关锁国没有前途，一味依赖外资风险更大。对民资的封锁、对国内资金的盘剥正在引发大家所不希望看到的反应，那就是民粹主义与强行开放这两种最不安全的因素，并存于我国的金融市场。所谓民粹，是内外开放不公平市场的另一种背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