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护光明”的同时,我们还要“保护罪恶”,历史由正反两面构成,所以对于文物的研究和保护,我们也不应该因为立场而有所偏颇

　　 第三次文物普查,提到了一个“文化遗产”的概念,区别于我们普遍说的“文物”。

　　 所谓文化遗产,最根本的是一种“历史记忆”。不管是地上的还是地下的,能够还原历史,恢复和构建我们记忆的,都是文化遗产。

　　 一个民族没有历史,就是一个“植物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记忆,就是“植物国家”, 那是很可怕的。这也是文物普查和文物保护的重要性所在。

　　 跟前两次的文物普查相比,这次的文物普查覆盖的范围更广,理念上也有了很大的突破——历史是多维的,我们要致力于恢复记忆的完整性。

　　 首先从时间上来说。过去的文物普查,重视的是历史的久远,所以如果不够“古”,一般认为就不值得纳入调查范围。

　　 比如过去我们习惯把目光锁定在1840年以前的文化遗产,后来扩展了一些思路,顶多是把时间延展到了1949年建国以前。我们那时候认为,距离现在太近的不属于“文物”,更不是“遗产”,也不需要保护。

　　 现在,我们对于文物保护的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不只是“古迹”需要调查、勘测和保护,近现代的建筑、遗迹等等,也都有保护的必要。

　　 这次普查,我们没有在时间上设定一个底线,凡是在当时有重大影响的,能够反映一个历史时期,一个地区“风貌”的,都在我们的调查之列。如同仁堂老店、酒泉卫星发射基地,还有首先搞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安徽小岗村等等,都应该经过详尽的调查,得出一个保护它们的具体方案。

　　 以小岗村为例,改革开放初期,村里面都是茅草屋,人们连饭都吃不上,后来他们首先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富裕了,住上了楼房,它不仅仅是一个村子,它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标志和记忆。那些茅草房,现在很多都被拆掉了,没有人想去住那样的房子,但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是一个“遗迹”,具有典型性、不可复制,它就是现代文物保护概念里的“遗产”,应该得到国家的认可和保护。

　　 从空间上说,这次普查将“工业遗产”和“乡土建筑”等等内容纳入进来,这也是观念上的一大突破。

　　 过去我们的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视角总是很高,历代宫殿和帝王陵寝等内容的研究和保护是大多数专家关注的焦点。过去,我们比较喜欢从宏观上去把握历史,认为站得越高,看得越远。

　　 现在文物保护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必须认识到,历史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历史的风貌是通过乡土民居、工业厂房等等民间建筑样本来记录的。

　　 比如工业遗产,美国的学者把它归为“垃圾考古”,通俗地说,就是通过垃圾堆来看历史,通过垃圾堆中所出现的物品的成分,来了解在那个时期的工业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

　　 近20年来,城市工业重心开始向城外拓展,城内的旧工业区逐渐被废弃、拆除;高速发展的城市建设中,尚未被界定为文物、未受到重视的工业建筑和旧址,正在迅速消失。与此同时,农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些古村落和近代一些有特点的农村民居,也在经济发展中,逐渐地被新的房屋所代替。这些都属于“民间记忆”,没有帝王气息,但正是它们使历史的记忆丰盈起来。

　　 故宫是历史的遗迹,八大胡同就不是么?我们要关注的不仅仅是某个典型的伟大的建筑,它连同它周围的民居、厂房等等,共同构成了一段历史,我们必须全面地看待它。因为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不管是宫殿陵寝还是民居工厂。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保护某个文物不等于弘扬它的精神。在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中,要恢复历史的全貌,就必须保持科学和客观的态度。

　　 举一个例子,德国保护纳粹的基地、工厂、集中营等等,花费了很大的心力,但并不是说他们要弘扬纳粹的精神,他们只是客观地记录和保存。在我们国家,革命根据地要保护,一些在历史上有争议的,甚至是反面的人物和事件,他们的故居和遗迹也应该得到充分的保护,在“保护光明”的同时,我们还要“保护罪恶”,历史由正反两面构成,所以对于文物的研究和保护,我们也不应该因为立场而有所偏颇。我们可以客观记录和保护,并不表示我们认可它或者想弘扬它,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

　　 历史是多面而立体的。把时段拉长,把视角放宽,才能更客观、更全面地检视历史,这次的文物普查中,我们始终强调和贯穿始终的重要理念,就是多维的再现历史。“多维”这个概念、是时间、空间等等多种因素的聚合。这也是第三次文物普查与第一、二次文物普查相比,思路和观念上最重要的突破。（文/刘庆柱 、米艾尼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