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些经济学家看来，GDP往往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统计数据，但在我国它却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具有“文化”的内涵。因此，有必要从文化背景和发展观的视角出发，以GDP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为切入点，对GDP的获得和使用进行全面审视和科学规划，以便廓清思路，还原对GDP的理性追求。

　　 不应仅仅关注物质福利的增长

　　 经济价值实质上是获得者直接拥有的物质福利，主要包括出资者所得、经营者和劳动者报酬、消费者盈余(市场丰富、价廉物美的商品同样意味着消费质量的提高)以及政府税收。对这四者共赢的强烈意愿，导致任何国家均将GDP增长视作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并将其置于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国际收入平衡状况等指标之前。实际上，人们追求物质福利、谋求经济发展与追求GDP经济价值，具有内在的一致性。30年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就鲜明地体现了GDP经济价值的基础性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要在GDP虚假、剧烈波动以及由于市场化不彻底不完善从而导致机会、规则不平等的环境中，保证上述四方面福利的增长和协调，还必须在初次分配中注重公平问题的处理。处理的原则应是更加关注规则公平和机会均等，而不是一味强调在初次分配领域促进结果分配的均等。如果强求一步到位，既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可能导致二次分配失去存在的价值。

　　 更加注重分配的公共性和公平性

　　 当GDP的经济福利通过税收贡献于社会事业的发展时，也就产生了GDP的社会价值。这也是GDP价值的第二次放大，或者说是第二种含义的GDP价值。GDP的社会价值具有公共性、公平性和间接性特征。所谓公共性是指从物质和精神形态上看，体现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从价值充分实现的角度看，体现为公平公正，具有公民均等的内在要求。应该说，GDP福利在社会领域中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实现公共性上。

　　 GDP福利的公平性，在社会领域实现的主要途径是财政的转移支付。通过向需要扶持的贫困地区、贫困人群以及需要均衡发展的区域或产业部门进行GDP福利的分配倾斜，促进共同发展，带动福利水平的整体上升。GDP福利的公平性体现了整体、长远的公正性与当前、局部分配差异性的有机统一。如果说公共性意味着均等性，那么，公平性则侧重于科学的差异性。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这种公共性与差异性越统一，体现得越充分，GDP二次福利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加大GDP二次福利的开发，关键在于增强公共性和公平性。

　　 此外，相对于GDP福利的一次分配而言，GDP在社会领域的二次分配具有间接性特征，公共产品一般不能直接量化到个人。教育、科技、体育等领域的情况，皆是如此。即使某些公共服务在特殊状态下能以补偿的方式进入个人账户，如医药费报销等，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中间仍存在不确定性和间接阻碍。这反过来也提醒我们：GDP在社会领域中的二次福利更多是通过间接方式去实现的，因此间接福利同样是福利，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并加强监管。

　　 不过，现实生活中GDP社会价值的实现，也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是未能直接作用于社会事业的发展，而是被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把GDP福利以社会建设的名义而白白消耗掉。二是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地区长期无法平等地分享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强烈的结构反差阻碍了全社会的整体进步。三是转移支付力度不足，导致地区差距不断扩大。以人均GDP的相对差距为例，1980—2003年，我国西部和东部由1：1.92扩大到1：2.59，中部和东部由1：1.53扩大到1：2.03。总体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有鉴于此，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并实施四年后，中央于2003年再次加大了平衡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力度，明确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实施“五个统筹”战略，以确保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四是由转移支付机制性缺失而导致的转移黑洞。这反映了在我国财政补助拨款的管理和使用上，存在事前审查不严，事中缺乏审计监督，事后缺乏责任追查等制度性问题。

　　 应重视科学发展与诚信意识的树立

　　 GDP的文化价值具有强烈的正负效应。正面的GDP文化贡献，主要表现为通过财政税收转化的GDP进入文化事业领域对文化的硬件和软件发展均能起到支撑作用。首先，就硬件而言，没有一流或较好的剧院、博物馆、书店等物质载体，精神文明水准的提升必然要受到限制。其次，就软件而言，无论是精神产品的设计、创作、展示和宣传，还是专业人才的培养都离不开财政的投入和支持，特别是肩负文化传承使命的文化精品项目和国粹艺术更加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由GDP转化的政府财政越充裕，就越能资助、推动精神产品的生产，从而提升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涵养。

　　 GDP文化价值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GDP膜拜、GDP炫耀和GDP失信。GDP膜拜长期影响国家的发展战略和社会心态。建国初期所提出的“赶英超美”目标，一定意义上就是产值膜拜甚至是某种特殊产品产值(如钢铁)膜拜的结果，只不过当时GDP的表现指标形式是工农业总值、社会总产值而已。改革开放的一段时期，一度将GDP指标脱离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态而孤立追求，并以此作为考核政绩的主要依据，甚至换算为人均美元导向指数以便贴近国际标准的做法，也属于GDP膜拜的具体反映。

　　 GDP炫耀是由GDP膜拜而派生的一种结果，不仅表现在文字口号、会议总结、经验宣传上，还张扬在种种实物形式上。最为典型的就是政府机关或公共机构的办公楼、宾馆、广场越来越豪华、气派。一些地方的乡镇政府，其办公楼的壮观，令人不敢想象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基层政府的办公设施。这些现象的背后，让人不仅看到了体制的漏洞，更显露了有关人员价值取向的浮浅、粗俗，是对GDP文化价值的严重歪曲。

　　 GDP失信包括两种类型，即GDP虚增和虚减。GDP虚增现象在我国历来存在。众多民间话语或流言，就是虚增的写照，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等等。不少贪官的升迁也是依靠虚增的GDP，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可谓其中的代表。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统计必须独立”的遗言，实际上也是对这种情况严重性的反思。近年来，随着国家再运算机制的建立完善，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理念的提出和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的调整，GDP虚增现象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控制，但同时又出现了GDP虚减行为，即有意隐瞒不报或少报。尽管这种行为所占的比例不高，但评估GDP偏差值时绝不应忽视这一问题。其实，无论是GDP虚增还是虚减，都属于GDP失信，这种失信给社会带来的损失，除了使宏观调控信息失真和政策误导外，容易给整个社会的道德诚信建设带来致命的打击。

　　 总之，GDP的经济价值，应多从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层面来放大。忽视GDP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实现，仅仅盯住经济价值，只会让GDP的总价值不断被抵消。因此，GDP的使用，要在公共产品服务均等性、公平性配置上作出贡献；要依托特定的财力基础，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文化影响力的提升。只有这样，才真正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实质上起到了放大GDP价值的作用。（王国平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