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和农民请我种田”

　　 和侯安杰见面，需要预约。

　　 8日上午9时，是记者约好和他见面的时间。当我们如约赶到他那占地300多平方米的小楼时，接待我们的却是他的儿子。他本人凌晨5时左右就出去了。

　　 就在记者焦急地掏出电话，准备和他联系时，院门外“嘎”地一声刹车，一辆比亚迪小轿车里钻出一个又痩又黑的精明汉子：“对不住，对不住，一大早去黄石买农机配件，回来迟了……”

　　 他就是侯安杰，今年51岁，大冶市大箕铺镇一位普通农民。

　　 老侯的经历颇有些传奇。高中毕业后干起了铁匠，后来做买卖发过财，再后来开矿出了事故亏了本。2001年回归黄土地承包荒山。尝到甜头后，一发而不可收：继去年承租土地9000多亩后，今年承包的土地面积已经达到16509亩，其中水稻面积9000多亩，蔬菜面积5000多亩，林地面积1640亩，涉及大冶、阳新2个市县8个乡镇1万多农户。

　　 记者查询农业部网站，对比全国十大种田标兵相关数据，赫然发现老侯已创下全国农民种田面积第一。

　　 国家免除农业税后，农田成了抢手货，老侯是怎么弄到这么多田的？

　　 面对记者的疑问，老侯狡黠地一笑：“很多田是村干部和农民主动给我种的，不信你可以到村里去问问！”“老侯给的租金多，有实力，会种田，讲信用，我们愿意给田他种。”在大箕铺镇叶家庄村老侯租种的200亩水田边，村支书曹树禄给记者算开了账：老侯租种一亩田，根据田的肥瘦，给农民100元-150元；在大箕铺这个地方，人均不足一亩地，农民如果自己种水稻，每亩好的赚两三百元，差一点的100元都赚不到。还不如租给老侯种，农民自己外出打工，得双份收入；田也不荒着，干部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这个账农民都会算，算来算去，还是愿意给我种！”老侯得意地说。

　　 老侯的这些地种得牢靠不牢靠？农民中途要收回怎么办？要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一批种田大户，就是这样“缩水”甚至消失的。

　　 老侯一点也不担心。他说，那个时候，农民负担太重，很多外出打工农户都是免费甚至倒贴钱给大户种，有的连合同也没签，而他老侯除了优厚的租金外，手里还有“硬东西”：土地流转合同。

　　 记者在老侯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看到一摞摞他与各村委会和农民签的土地流转合同文本，每一个合同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他与村委会签的《农田出租合同》，第二部分是每个农户同意出租农田的签字表，并按了手印。

　　 “这是我的‘发明’，本来要求我与每一个农户都签合同，但我的田涉及到1万多农户，如果一家一签合同，我从正月初一签到腊月三十也签不下来。”

　　 老侯与村委会和农户一般签订5年合同。他先按每亩15元交一笔风险抵押金给村里，如果村里这5年时间内帮他做的事多，他就不要这笔风险金；如果什么事都不做，他将要回这笔钱。

　　 老侯的办公室里，挂着10多块省、市发给他的各种“种田标兵”奖匾和6条出席颁奖大会佩戴的红绶带。他说：“我为什么敢承包这么多土地？法律保护我，政策支持我！”（记者李济东郭习松 通讯员余爱民罗蕾）

　　 老侯种田的“撒手锏”

　　 采访老侯的那天，正下着大雨。记者提出到他的田里跑一圈。老侯说：“今天这天气，我开着小车带你们跑，要得两天才跑得完！”无奈，只得到离他家较近的几处转了转。

　　 16000多亩田地散布在两县30多个村，侯安杰一家人怎么种得过来？老侯说：“我自然有我的办法！”

　　 原来，他下设了一个拥有10个生产队的种田机构，分别是：1个林业队，2个蔬菜队，7个粮食队。以优厚的待遇聘请10个精明的种田能手当队长，每个队再选拔2至3个生产能手当小组长，由此形成了一个由山东、湖南、江西和本省近百名“职业种田人”组成的生产管理“构架”。农忙时，就临时招聘本地“应急工”，有时一天要招1000多人。

　　 管理模式分两种：一种是与生产能手三七分成。生产能手负责生产和技术，他负责种子化肥农药各项成本，秋后按产量计报酬，能手得三他得七。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统一的“大生产”：由老侯统一规划、统一耕整、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收割、统一销售和统一结算，所有风险都在他这里。通常一个种田能手在他这里可种200亩地，一年下来可赚五六万元钱。

　　 另一个模式是每亩30元的价格转包给生产能手。如果生产能手有资本、有机械、有能力的话，老侯就把更多的田包给他。

　　 目前和老侯合作的，以第一种模式为主。原因很简单，风险小。

　　 种田种到这份上，真的像开一个公司。一个农民，如何管理这么大一个摊子的财务？

　　 老侯自有老侯的办法：复杂问题简单化——自己管权（审批签字），妻子管钱，儿子管用。他戏言，自己实行的是“三权分立”。生产队长有每次100元的开支权，超过便要请示报告，开支发生后当天必须将发票给老侯的儿子，儿子交老侯签字同意后，找他妈领钱。简单中还不失规范。

　　 老侯不是抛荒农田的“救世主”，他也要赚钱。他承租的农田价格比一般人高，生产投入又那么大，靠什么赚？

　　 老侯说，除了规模效应，他一靠机械化，二靠科技，三靠市场。

　　 这几年，老侯赚的钱基本上都买了农机，家中现有大型拖拉机4台、联合收割机4台、大小旋耕机7台、机动喷雾器48台、柴油机12台。农忙时，他还会从别处租赁农机。

　　 “一台农机可以顶几十个劳动力，综合算账，费用比‘人海战术’低多了！”

　　 老侯有一个科学种田小班子。他长年聘请的4名农技专家，有2名是省里的水稻专家，1名是蔬菜专家，还有1名是林业专家。他的生产队长、组长们也大都是农业方面的技术骨干。

　　 有一个名叫陈世海的生产队长，原是湖南省的一名高级农艺师。老侯让他承包500亩农田，并负责那个队的农技指导，一年收入15万元左右。

　　 科学种田使老侯承租的水稻田单产一直稳定在500公斤左右，而同样的田过去千家万户种，每亩只能收到300至400公斤。

　　 种出来了，卖不出去也不行。这一点上，老侯功课做得也很足。用他的话说，“我的手机干什么用？联系市场。我的电脑干什么用？了解市场。我的小车干什么用？考察市场。”

　　 老侯今年种了近5000亩南瓜，已经快被来自湖南、北京、山东的订单订光了。“还有的要订我没有给，我自己还要留千把亩作机动。”

　　 老侯一年到底可赚多少钱？记者按平均每亩100元的纯利保守估计，他一年赚一二百万元应该没问题。向老侯求证时，他却笑而不答，顾左右而言他。

　　 资本农业之路与老侯的喜忧

　　 只顾埋头种田的老侯没有想到，他的“土搞法”已成为一种模式，并得到专家推崇：著名农村问题专家、华中师大政治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徐勇教授认为老侯的模式“已初具资本农业的雏形”。

　　 徐勇认为，侯安杰的种田模式注重规模化、机械化、市场化，已基本摆脱了传统农业靠人力的低效生产模式，走的是“资本农业”之路。

　　 这是符合现代农业发展趋势的。徐勇说，现代农业要求农业生产过程中需要的资金、技术、知识、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最优配置，要求生产高效，而这一点，只有资本农业能做到。

　　 有关专家认为，老侯的生产模式，对于农业和农村发展，意义不可小视：

　　 一个老侯，就基本解决了2个县8个乡镇33个村的弃田抛荒问题。在当下世界粮食供给日益趋紧的大背景下，多一些老侯，粮食生产安全不是更有保障了吗？

　　 老侯这样的种田大户，既是农技大户，也是农机大户，他们在农业科技和农业机械化推广方面的示范效应不可替代。

　　 老侯不仅安置了部分农民，更重要的是他“放跑”了更多农民，让他们放心地离土离乡进城务工。以平均每户一个半人外出务工计算，老侯推动了2万多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要是一个县有10个侯安杰，将会出现什么效果？

　　 老侯一个人种了近2万亩农田，而通常1个乡镇只有2万至4万亩农田，如果老侯多起来了，乡镇还需要那么多干部吗？我们的乡镇职能将会发生深刻变化。与此同时，一些专业农机服务队、劳动力中介服务协会、销售公司等服务组织也会相伴而生并迅速发育。

　　 有专家预言，农业生产的全程机械化和健全的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将导致农村社会的新一轮分工，意味着农业也是农村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而这其中起着重要的催化作用和牵引作用的就是侯安杰们。

　　 采访中，老侯提得最多的就是各级政府对他的支持和帮扶。

　　 比如在贷款和柴油供应等实际问题上，黄石市和大冶市均采取了倾斜和优先保证的政策。今年春耕前，黄石市粮食、邮政部门联手推出“送信息、送政策、送农资、送资金”和“订单收购”的“四送一收”服务模式，成为老侯扩大规模的坚强后盾。4月2日，省委书记罗清泉还来到他家，鼓励他更上一层楼。

　　 但困扰老侯的深层次问题也还不少：

　　 按照有关规定，土地流转必须一家一户订一个流转合同书，而老侯承租的田地涉及1万多农户，不可能挨家挨户去签合同，他发明的“村委会盖章，农民签字按手印”的简便合同，能否得到《土地流转法》的保护？

　　 老侯说，近2万亩农田的水利等基础设施全部由他自己来投资，他有些犹豫。因为他与农户最多订的是5年流转合同，时间不长，投资不好收回来。但是，不改造农田基础设施，收入又增不上来。老侯希望，国家的农田基本建设项目能向他这样的大户倾斜一下。

　　 老侯种的田多，投资大，风险高，为了分担一下风险，他找了多家保险公司，想办个农业保险，但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愿意承接这项业务。

　　 种那么大一摊子田，还涉及异地管理等问题。侯安杰说，人怕出名猪怕壮。社会治安环境和个别地方干部“老爷式做派”让他处处赔着小心，不敢松懈。

　　 ……

　　 这些问题串成一个链条，老侯说，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他的整个“农庄”就有可能“熄火”。显然，在侯安杰苦苦思索破解之法的同时，我们的政府和相关部门也应该给出一些思考。（记者 李济东 郭习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