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30年前，今天需要突破、挑战的不仅是有形的条条框框、无形的观念藩篱，更是固化了的利益格局，而放弃既得利益，比突破条条框框与观念藩篱无疑更加艰难

　　 图表：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区域创新指数持续提升 新华社发

　　 进入2008年的中国，各地改革创新复见激情燃烧之势。

　　 在广东，解放思想的再发动让人们重温南粤特区初创时期筚路蓝缕、“杀开血路”的峥嵘岁月，力图再次超越、重铸辉煌； []

　　 在安徽，部分县、乡试点不设候选人，改由村民一次投票海选村委会的“一票制”直选；

　　 在南京，一场电视直播公选的主角，是竞争四个政府部门正职的官员们； []

　　 在昆明，除了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在报纸上公开，还设立“制度创新奖励基金”，更高调宣布对基层探索性实践不得横加干涉的“一条政治纪律”…… []

　　 让改革创新的激情重燃，无疑是对改革开放30周年最好的纪念。事实上，人们从胡锦涛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的明确要求中，从温家宝在中外记者会上“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誓言中，已经读懂了高层推进改革创新的责任、勇气与胆识。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要亡党亡国。这就意味着，中国要实现持久的进步，中华民族要永葆生机，就得时时挑战本本与教条、突破僵化与迷信。

　　 冷静观之，当下的中国要继续推进改革创新，掣肘与阻力较之30年前并不为少。吴敬琏先生最近不无担忧地指出改革正遭遇“两面夹击”：一方面某些在转型期中凭借特权受益的既得利益者极力保持和扩大特权，以便掠夺大众以肥私；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维护者利用大众对腐败的不满，诿过于改革开放，制造开倒车的舆论。

　　 更令人担忧的是，面对新的掣肘与阻力，一些人严重缺乏担当精神。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直言深圳一些官员今天存在五大思想障碍：贪图名利、得过且过、墨守成规、缩手缩脚、视野狭窄。一些官员改革动力不足、创造精神退化，远远不只存在于深圳。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种新的“犬儒”式“唯上”风在一定程度上蔓延，“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

　　 “求稳”背后则满是功利的算计，官话套话背后更有“官等官磨”，做秀式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取代了真正利国利民的改革创新。这种精神状态，远离责任、勇气与胆识，不仅是对30年前改革精神的背叛，更是对十七大精神的背离；任其泛滥，失掉的不仅是历史机遇，更是人心。

　　 究其实，较之30年前，今天需要突破、挑战的不仅是有形的条条框框、无形的观念藩篱，更是固化了的利益格局，而放弃既得利益，比突破条条框框与观念藩篱无疑更加艰难。无论是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削减审批事项、建立阳光政府，还是保障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和参与权，彰民权必限官权，意味着要向既得利益者动刀，意味着一场“自我革命”，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30年前改革先驱们“杀头先杀我”的勇气、“当中国的孙悟空”的豪迈，固然值得铭记、感恩，但其官民结合、上下互动共推改革的经验，其可操作性的成功路径更需要坚持、完善。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也是对改革创新如何注入动力的最好回答。

　　 当年以小岗村农民为代表的底层民众为了生存而寻求经济自主的“首创”，能够被总结完善为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今天民间和基层为落实、保障民主权利而进行的一些“首创”，也没有理由不被倾听和上升为制度。

　　 但关键还在于如何保护基层改革创新，如何从制度上巩固改革创新。昆明提出“鼓励创新创造、宽容挫折失败”，要求对改革创新中出现的问题不能简单粗暴地批评指责，而要热情帮助、鼓励加油，这样的态度比“奖励基金”更有意义。动辄以“胡来”、“犯上”的罪名惩罚处分，意味着从根本上扼杀了改革创新的因子。

　　 改革创新，特别是涉及对官权制约监督、对民权落实保障方面的创新，天然需要宽容和宽松的氛围。宽容不是施舍，而是创造的前提；宽松不是恩赐，而是基于权利的不可剥夺。蛇口工业区当年致力推崇“让所有同志首先在政治上免除一种发表意见的恐惧心理”，因为“噤若寒蝉，我们的事业就很难正确地继续下去”。如果没有这样的氛围，很难想像南粤何能创造奇迹。

　　 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以“稳定”为由拒绝制度创新，只能坐失改革良机。30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仍在路上，改革创新仍是一个民族的渴望。纪念历史，是为了当下，激情重燃，是为了前行。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创新型的国家才能实现繁荣富强，只有创新型的民族才能兴旺发达，只有创新型的政党才能永葆先进性。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新局面。这是党中央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做好组织工作的根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