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公民都应该有机会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反映自己的困难和不幸，都应该有能力利用国家为其提供的制度有效捍卫自己的权利。因此，需要质疑的不是飞行员是否在“劫持”旅客，而是我们是否为他们正常反映意见，提供了合法有效的途径。

　　 最近，东航云南分公司18个航班在到达目的地上空后集体返航，引起了全国关注。事后，东航管理层终于承认事件并非因气候引起，而是存在人为原因。所谓“人为原因”，无非就是劳资双方对飞行员工资、待遇、扣税额等问题的分歧长期得不到解决，也没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因而部分飞行员才铤而走险，演出集体返航这一幕。

　　 4月17日，中国民航局认定集体返航主要是非技术原因，将对东航罚款150万，停止其在云南部分航线的经营权。

　　 事实上，国内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事件已不在少数。比如，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一度引起一些农民工采取跳楼、爬电线杆甚至暴力伤害等极端行为。一开始，采取这种行为方式的农民工确实是出于悲情或冲动；到后来，一些农民工之所以这么做，主要目的似乎是想吸引社会的“眼球”，因而才有“作秀”的嫌疑。但即便是“作秀”，农民工不得不以这些极端方式伸张诉求，仍然反映出其走投无路的悲哀。任何公民都应该有机会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反映自己的困难和不幸，都应该有能力利用国家为其提供的制度有效捍卫自己的权利。因此，需要质疑的不是农民工是否在“作秀”，而是我们是否为农民工正常反映意见提供了合法有效的途径。

　　 和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相比，身怀绝技的飞行员当然“强势”多了，因而他们可以“劫持”旅客上天忽悠一回。他们人数稀缺、供不应求，可以算得上是各行业中的“贵族”；即使他们的工资不能和国外同行相比，但也绝对是国内白领中的上乘；他们一“罢飞”，大批乘客顿时身陷困境，航空公司也将面临乘客集体抗议和承担误航赔偿的压力。

　　 然而，在管理层面前，飞行员似乎还是“弱势”的。和往往没有合同的农民工正好相反，飞行员和航空公司签的一般是99年的终身合同，违约则可能要付出上百万的巨额赔偿。在双方力量不对称的情况下，利益分歧无法通过和平甚至合法的途径加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飞行员只有和农民工一样，通过极端行为向社会证明自己的“存在”。

　　 因此，这次集体返航事件的本质和农民工的“跳楼秀”一致，只不过东航飞行员是用几千名旅客的安全和时间，而不是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谴责其缺乏职业道德也罢，严厉处罚肇事者也罢，反正他们吸引社会的“眼球”的目的达到了。不论谁是谁非，这次通过飞行员“罢飞”，大家终于知道了飞行员的“存在”——或用一位飞行员自己的话说，终于“让社会听到了民航飞行员的心声”。然而，为了让社会听到飞行员、农民工、出租车司机或任何人群的“心声”，有必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吗？

　　 在一个法治国家，答案当然是“否”。社会群体不仅可以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反映自己的心声，而且可以合法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团结就是力量。”每个工人在资本面前都是天然弱势的，但是如有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出面和老板交涉，工人的“底气”就大不一样了。如果实在不行，工会还可以使用最后一招，即组织合法罢工，迫使老板妥协。

　　 近日，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就提出，“不要把罢工问题看得太敏感，罢工是市场经济摆脱不了的规律，也是目前社会能够接受的最好办法，深圳应当甩掉把罢工看得太敏感这个思想包袱”。他同时提出，“在法律或制度层面应当对罢工做出相应的规定”。（4月12日《南方都市报》）实际上，适度的合法罢工权——至少是可以合法罢工的威胁，不仅不会影响经济生产，反倒有利于防止诸如空中“罢飞”这样的非理性行为。

　　 其实不只是罢工，通过合法结社，原本“弱势”的许多个人变得“强势”起来。譬如已退休的老人无论在哪方面都是“弱势”的，但在美国，他们组成了规模仅次于天主教的第二大协会，在国会山的游说集团中少不了他们的代言人。这样一来，原本年老体弱的他们就不再“弱势”了，退休金、医疗保险、养老保障当然也就不用看任何人的眼色，因为法律已经规定了很优厚的退休待遇。

　　 从这方面说，确保民众宪法权利的实施，让不同人群的需要和声音得到关注，对更好地建设和谐社论有益无害。（张千帆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