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7日，韦大卫从台湾驾蒋纬国专机冒险起义，飞赴祖国大陆,举世震惊。海峡两岸，他两度入狱，数次逃亡，但都能化险为夷。有人说他是越狱专家，还有人说他是“传奇”。他说：“我倒是没有委曲求全，没有向命运低头，该走的道路我走了，该干的事我干了，而且干成了。”

　　-口述：韦大卫采访：周逵

　　等待七年的机会

　　1956年1月6日傍晚，我和两个朋友谈笑风生地走进了台北的一家歌舞厅。

　　歌舞厅里人头攒动，年轻的男男女女在一起玩得很热闹。我和朋友们像往常一样喝酒聊天，举杯痛饮。看着人影绰绰，想着明天我的那个“计划”，处于极度亢奋中的我反而难以分辨自己究竟是紧张还是平静,心想反正明天一早就玩命了，能“玩”过去就“玩”过去，“玩”不过去就“拉倒”了。

　　就这样我们像往常一样跳舞喝酒，通宵未眠，直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多。我带着两个决定和我一起冒险的朋友离开舞厅，叫了个出租车，直奔台北松山机场，1月7日凌晨6点，天气预报说这一天有小雨，多云，符合我的要求了。到了停机坪，那里停着一驾蒋纬国的专机“塞斯纳”，那是我早就物色好的逃亡工具。

　　塞斯纳飞机，美国经典机型。安全、操作性能无与伦比。我选择它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卓越的短跑道起飞的能力。因为没有进入机场的通行证，我只能选择从停机屏起飞。停机坪的距离很短，而且路上修修补补的，插了很多小旗。起飞条件比较恶劣。机场边上都是高射炮。根据我的技术、准备情况，我觉得自己可以操纵它，但是有没有绝对成功把握，我不敢说。

　　我叫警卫把飞机给我推出来，我说我要试机。警卫把飞机推出机库。我启动飞机检查没有问题后，把警卫打发到值班室喝咖啡、看报纸，随即示意躲藏在暗处的两个朋友上飞机。

　　我的钥匙是自己配的，第一次顺利地开着了，他们上来以后我一开，开不着了。我一看，拧弯了，于是安排两个朋友又隐蔽了起来。然后,我若无其事地走进了机库工作室，敲敲打打这么弄弄。警卫一直在看报纸，并没有注意到我。

　　修好钥匙，我再次登上飞机，这一次顺利启动。当时飞机马上就发动起来，马达声音很响。警卫员一看我这两个朋友慌慌忙忙地上了飞机，就冲出来大声问“干什么，干什么”。我不理他，两个朋友一上来，我就滑动飞机。警卫一看不对，马上掏出枪来向我的飞机射击。

　　我先踩着刹车加足马力，一松开刹车飞机就滑了出去。但是距离太短了，而且路不平，飞机扭来扭去的，速度不够大。那个时候顾不得这么多了，到了停机坪尽头，我就一下子把飞机拉起来，虽然速度不够，但飞机最终还是摇摇晃晃地飞离了地面。

　　耳机里传来塔台通过无线电的喊话：“谁从这里起飞？赶紧回场落地！”他们很紧张，后来又来个女的通过无线电跟我说：“你年纪轻不懂事，不要受坏人利诱。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回来会原谅你的。”我心想,你们都骗了我七年了，我为什么还听你们的。我说:“我是韦大卫，你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为了出一口气

　　我们家乡父老讲，虎生三子必有一豹。我就是家里的那头豹子，从小性格特别顽劣，天不怕地不怕。我从小就有飞行梦。我的三个叔叔都是空军，参加过抗战，有两个是空战中牺牲的，有一个从德国学习回来，在飞机表演时失事摔死了。

　　1945年日本投降。我在桂林上学，参加了学生运动，反饥饿，反迫害。因为我是带队的积极分子，比较活跃，后来被特务注意到了，准备抓我。我和几个同学听到风声连夜就跑了。

　　我们跑到广州，没有亲戚，没有熟人。广州那个时候还没有解放，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治安情况很糟糕。国民党到处贴招生广告——空军军官学校，海军军官学校，陆军骑兵学校，炮兵学校，坦克部队什么的都招。招生广告上讲成绩优秀的学员还可以保送到美国深造。我们没有地方去，以为到了台湾可以读书，有个立足之地，就报名参加了陆军骑兵学校考试。那个时候年轻，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稀里糊涂的对台湾不了解，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根本想不到那么远。

　　1949年8月23日，我们到了黄埔港。当时国民党征用了一些商轮、客轮，每天往台湾那边一批批的送人。指挥官指挥我们上了一个叫“惠民轮”的轮船，那天船上坐了恐怕有两三千人吧。船开离黄埔港以后，船上水手都跟我们说，你们根本不是什么军官学校的学员，而是“卖猪崽”到台湾去，就是“抓壮丁”。据说这个招兵的人每招一个年轻人，国民党要发给他13块银元,上船之前他就走掉了,没有跟着上船。

　　听说了真相，周围的人也有哭的，也有骂的。我很气愤，觉得上当受骗了。我发誓要离开台湾，回祖国大陆去，要出这口气。

　　船走了三天三夜到了高雄。到了高雄码头，我们看到很多兵包围着码头港口，机关枪都架好了，谁要反抗就开枪打谁。迫于时局，我只能暂时安顿下来。我和一同来台湾的两个同学被强行分开，我被编入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军三百四十师，成为了一个二等弹药兵。

　　当时,在台湾虽然到处充斥着“一年准备、两年返攻、三年胜利”的口号，但是我们看不到任何回家的希望。军队里没有自由，两三个人在一起说话都会怀疑你们密谋什么玩意儿，给人人心惶惶的感觉。有些被骗来的“猪仔”人都傻了，也有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自杀的。有一次，在南部恒春，一个晚上上吊自杀了三十几个。那是集体感到没有前途了、没有希望了。我听到这种自杀的消息，心里骂那帮人愚蠢，你们就是笨蛋嘛。都是长着腿的人，你不会跑啊。

　　有一年的中秋节，军队里的的同学们、他们的家长都邀请我到家里去过节，我没去。一个人拿了一瓶酒，跑到那个圆山，到那上面去喝酒。就我一个人，就是想家了，要是早点回去跟家人团聚就好了。最思念、最担心的是在母亲，特别想她。那时候拿着一瓶酒在山头上的时候，也没人能倾诉这个心里的事，我就开始自己一个人唱歌。《嘉陵江上》、《黄河大合唱》在台湾是禁止唱的“禁歌”。但是我专门要唱，才不管你这些规定。“层云的后面，便是我亲爱的故乡。海水茫茫、白云苍苍，白云苍苍、海水茫茫。回故乡,回故乡吧…”

　　我暗自盘算着逃亡的方式。从陆军军营逃出来以后，我考取了海军士官学校,伺机从海路逃回祖国大陆。后来我发现，从海上回家的路并不好走。海军船上有很多人，你想回来别人不想回来。我那时候原来想弄个小艇，可我看一个人不行。另外，再快的快艇也慢，飞机很容易就追上你。水路不通，那就走更快捷的空中通道。1952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进入空军军官学校学习了两年飞行,各科成绩优秀。毕业后，我进入了台北飞行社，当上了一名飞行教官。

　　七年的等待，我觉得机会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