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共和国一代’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阶层，较之前辈，他们较少保守思想，对政治经济改革持积极态度，同时也不愿意再次经历政治上的不稳定状态。而（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在中国的消费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我称之为‘谷歌一代’，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与父辈相比，更少意识形态因素。”芬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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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希望网友们还是要理性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做的是教育他（在巴黎袭击金晶的那个人），告诉他一些有关西藏的事实。最重要的，请他不要把政治带给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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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的头衔只有‘中国人’这3个字。在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做好自己该做的就行，中国加油！而五星红旗，那是一份中国式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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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要意识到，每一项决策都可能产生多种舆情，所以在国家对外宣传方面，‘先声夺人’和‘实事求是’都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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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意的真实表现必须纳入理性的轨道，必须转换成做好本职工作的实际行动。只有我们发展强大了，别人才不敢轻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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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性不是作秀，在习惯于“谦虚谨慎、老成谋国”的传统为官理念中，其蕴含的应该是一种敢于负责的政治勇气。一个不敢负责的人，一个眼中只有“政绩”的人，一个对丑恶失去敏感的人，是不会轻易表达自己个性的。一个有个性的官员，不会麻木不仁，受环境的左右，因此也是个必然推动制度进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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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述职、网络对话等措施和形式，尽管还不具有普遍性，但因其切中了目前官员管理制度的要害，同时又具有一定程度的破除官场神秘主义的内在品性，因此不仅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还可以被寄予承担未来改革中国官员选任和评价制度重任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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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上中国国企是全民所有，红利也应是全民享有，但目前还做不到这点。”魏加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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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乐福不应该在政治中扮演任何角色，我们只是商人，关心的就是顾客的所思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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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羊怕碰见狼，人怕入错行，怨就怨咱没有进入金融界；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恨就恨咱没有爬到高层。愧对子女，让这样的优惠政策和咱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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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犯罪的“35岁现象”之所以超过了“59岁现象”，起决定性作用的当属官场环境和权力生态，而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自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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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公共财政体制、税费法定、国有资产破除现有的单位、部门所有制等更高层面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切断公务员收入与收费之间的利益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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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教授等人，在审议中表示出这样的担忧，死刑犯不引渡的条款，会不会成为外逃贪官的“免死金牌”，对惩治贪官不利，并且极有可能导致“同罪不同刑”的问题。还有人认为，条约中白纸黑字明确写明“死刑犯不引渡”承诺，对于仍坚持死刑制度的中国来说，心理上很难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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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合法就无可非议——这话听起来似乎非常有理，非常符合法治精神，法治社会确实是以“合不合法”作为事物正当性的基本准绳，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就属正当。“只要合法就无可非议”这是正确的废话，问题的关键在于，电力企业职工的高薪是不是真的合法？

　　 怎么知道他合不合法，合什么法，由谁判断其合法性，这些才是公众质疑电力高薪的关键所在——而“只要合法就无可非议”显然是以正确的废话偷换和蒙混了这些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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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阜阳“白宫”的李国福死了，死在阜阳监狱医院里，据说是自缢，而死前，他因为贪污罪等四项罪名被逮捕、起诉。

　　 对李国福死亡原因尚需要进一步调查，同时他的遭遇也对举报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拷问，第一，当地有关方面如何知道是李举报的，举报规定的保密制度落实到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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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免官员的决定是否能落到实处需要关注，因为一些鲜活的事实表明：被罢免的官员很多其实并没有真正被罢免，罢免后有很快复出者，甚至罢免后被变相提拔的现象也有。如此，罢免官员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惩戒作用，反而成了作秀。这也成为一些官员敢于违法、不怕罢免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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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自从出现了一位“28岁厅官”,就引起了舆论的大哗。一个普通大学的毕业生,从居委会的见习工作人员升迁到团省委副书记(副厅级),只用了5年零8个月的时间,快了一点儿；而对于其他公务员,意味着至少需要13年。这位“28岁厅官”因而被称为“史上最牛公务员”就不足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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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继力挺周老虎的朱巨龙被停职后，陕西林业厅信息中心主任关克和动管站副站长、华南虎调查组组长卢西荣也被停职，而虎照的鉴定，正在“秘密”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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