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5月9日，王元化先生去世；而此前半个月的4月24日，贾植芳先生已先走一步。知道这两个名字的人大多属于知识界，且大多在中年以上。可是，后来的人们不会忘记他们，因为他们的学术人生堪可为中国思想文化史留下注脚。

　　 王元化（资料图片）

　　 三个多月前，追赶着生命的脚步，记者专程去上海采访他们。王元化88岁，贾植芳92岁，两人各自住在不同的医院里。当时，两位老先生精神尚好，他们把一生的经历，都浓缩在貌似随意，却意味深长的交谈中。

　　 以下摘录的是当时的交谈片断，以此作为本报对两位先生的纪念。

　　 “我期盼将自己历尽艰辛获得的真知与人共享，哪怕要等很久，哪怕在我生前仍然不能得到理解，我也心甘。”

　　 王元化：等待中的思想先驱

　　 羊城晚报：我们知道您一生经历坎坷。在上世纪50年代胡风冤案中，您坚持不说违心的话，不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导致自己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您蒙受冤屈20多年，平反后发表了许多反思既定观念的理论文章和著作，这种爆发力是怎么来的？

　　 王元化：我是在1955年受到胡风案件牵连，被隔离审查期间，才开始接触哲学的，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思想集中地读过书。我读完了马、恩、列的哲学著作，然后集中读黑格尔的《小逻辑》，反复读了四遍，是黑格尔把我从精神危机中拯救出来。我还集中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莎士比亚戏剧集》。我那时记下了读书笔记，反思过去那些灌输在头脑中的既定观念。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丧失了身体自由，却享受了思想自由的大欢乐。这些笔记在20年后都整理成文发表了，我后来的很多观点，都是在1956年读书时萌发的。

　　 羊城晚报：这么说，是苦难成就了一位思想家。

　　 王元化：在1955年的那场政治风暴中，我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都需要重新再认识和再估价。艰难岁月有可能使环境施加在人身上的痛楚、有可能使那些令人感到不安的刺激因素，转化为平时所不容易获得的洞察力，从而产生深沉的思考。我在获得这些思考的同时，已经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这是命运的安排。

　　 羊城晚报：很多人也阅读马、恩、列，也阅读黑格尔，却没有导致反思。什么原因使您走向反思？

　　 王元化：17、18世纪启蒙学者开辟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给予我很大的影响。

　　 羊城晚报：我知道您很珍爱送给我的这本《沉思与反思》，这书名就很好，从沉思进而反思，对于思想家而言，这是一个涅槃的过程。

　　 王元化：收在这本书中的几篇文字，关于五四的评价，关于《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论战（《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关于卢梭与集体主义的探讨（《与友人谈社约论书》），都和通常的既定观念不同。1988年我写《为五四一辩》的时候，是按照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去对待不同观点的。1999年，我写《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这时我已经同既定观念格格不入了，于是别人就用既定观念来批判我。我感到深深惋惜的是，批判我的人采用了意气用事的态度，有的以臆测来下结论，有的干脆只是表示反对。似乎反思“五四”就是开倒车，就是背弃启蒙精神，就是向封建投降。我深深地期待着那些求真知的人，能对我的论据和论证提出批判，哪怕完全反对我的看法。我深深地期待着人们以诚恳的态度来同我探讨，我觉得这才是解决分歧，推动理论前进的正确途径。

　　 羊城晚报：在这样的现实中，您作为一位思想先驱，感到孤独吗？

　　 王元化：我期盼将自己历尽艰辛获得的真知与人共享，哪怕要等很久，哪怕在我生前仍然不能得到理解，我也心甘。

　　 羊城晚报：比如您对“五四”的再认识，在思想界、文化界得到认同了吗？

　　 王元化：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我是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不愿意在权势或者各方面的压力下生活，我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昨天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他说过去不理解，现在忽然之间有点明白，他讲我很同意你的意见。我们从来不打电话的，他通过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打来电话，说要跟我讲话。我对我能起到一些好的作用而高兴。我很尊重我的这些个读者，有时也会收到一些间接转来转去的信。现在理解我的人越来越多，我真正的本心终于能够被人理解。对我的理解就是对我的勉励吧，一个人完全不被理解是很不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