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5月21日电 此间分析人士认为，汶川大地震信息披露的公开透明化并非海外一些人士所说的“奥运前的被迫之举”，而是根据长期以来中国自身改革发展的需要，在解放思想基础上的水到渠成。

　　“对地震的报道迅速及时，源自于媒体责任，人命关天，人是第一位的。这与政府与社会越来越关注民生的大背景紧密相关。”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王晓真对新华社记者说，“另外，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决定了谁也掩盖不了信息。受众的需求也决定了我们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

　　而以前并不全是这样。比如，地方上发生灾难的时候，一些当地政府压住消息不发。在2003年非典暴发时，新闻也一度被封锁。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央电视台的决策层“毫无争议地”迅速中断正常节目的播出，直播四川地震的最新情况，并在此后进行全天24小时不间断报道灾情，其图像信号直接来自现场，真实感人。

　　“这种迅速的反应不是偶然的，其背后有理念和机制的支撑。”王晓真说。他说，这些年来，央视的新闻报道拼速度也拼准确，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追求报道的深度和全面。

　　在震灾上迅速作出反应的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不仅在第一时间发布消息，还马上组织派遣70余位记者前往灾区一线，要求用最详细和专业的手法向海内外披露震灾的实际情况。

　　一位参与报道的资深编辑说，十几二十年前，灾难性的突发事件是否报道，需要等待批准，但现在很多框框都被打破了。“一些重大突发事件，比如年初的雪灾、拉萨暴力事件、山东列车相撞等，新华社也都是在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发布消息，并派记者到现场去做报道。”她说。

　　这次用了大版面、大篇幅迅速报道震灾的媒体《人民日报》，近年通过改革，也不断触及重大突发事件和热点敏感问题，在民众关心的问题上直率发言。

　　中国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政府应主动公开“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政府信息”，另一项正在实施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则删去了草案中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

　　“这为新闻媒体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采访报道权力，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展江说。

　　这两个法律文件都是酝酿已久而出台的，业界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在建设和谐社会和扩大民主中，越来越考虑要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同时，重视媒体发挥作用。

　　汶川地震后，重庆市政府率先发布了此次灾难的首批伤亡数字。此后，官方公布的伤亡情况一路更新。中国政府更是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即预计本次地震的死亡人数会达5万人左右。国务院新闻办从13日开始每天下午定时举办新闻发布会，并迅速组织包括境外记者在内的近80名记者赴灾区采访。

　　“这是良好的互动。政府的信息发布公开透明，在这样开放的状态下，媒体就会以最好的状态去报道，而媒体的及时报道，也有助于政府形象的提升。”《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崔丽说。

　　很多人认为，汶川大地震信息发布的快速公开并不令人惊奇，它是中国政治领域近年变化的反映。

　　在去年10月中共十七大上，作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内容，“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首次被并列写入了党代会报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中国各地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在2003年6月就建立起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上海，市政府例行新闻发布会“全年无休”，做了上海市政府多年新闻发言人的焦扬至今未在任何一次发布会上说过“无可奉告”。

　　去年十七大和今年的两会，对境内外记者采访的开放度也都是空前的，比如大范围的团组讨论对记者开放，并允许记者现场提问。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认为，这次地震中媒体的快速反应与中国政府思想解放有关。他说，一方面，思想解放让中国取得了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为应对灾害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这次灾害发生后前所未有的信息公开程度本身就是思想解放最直观的例证。

　　中国在汶川大地震中的反应，与当年应对唐山大地震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

　　震级为7.8级的河北唐山大地震造成24余万人死亡，这一数字在时过3年之后才得以“解密”，新华社记者徐学江报道了这一消息。

　　消息的发布虽然“迟到”了3年，徐学江在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他1979年在一个地震会议上听说这个数字时，还是经过千方百计地积极主动争取才得以报道的。

　　“时代总是在进步。”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