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太贴近市场了。”加拿大高新技术协会中国首席代表孙曲说，以至于不久前访问深圳的加拿大黑莓(Blackberry)公司不得不放弃了其在深圳建立一个通讯研发中心的打算，尽管事前，他们认为拥有华为、中兴通讯两大全球通讯“新贵”的深圳，有着良好的产业基础。

　　 “黑莓认为，即使是选择通讯产业较弱的广州，也比选在深圳好，因为他们至少有一个电信研究所。”孙曲说，过于商业化和实用主义的氛围，让深圳缺失了很多基础研究的必要条件??非商业的、“中性”的科技大学、研究机构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软环境，例如人才、公共技术平台，等等。

　　 而“基础研发”缺失，人才缺失??是近日勾起深圳市从官方到民间切肤之痛的话题。

　　 过去30年中，以神奇的速度忙于“赶路”的深圳，至今只有一所建制规模有限的“深圳大学”。而随着长三角以及环渤海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崛起，深圳改革开放之初，由全国人才“南下”带来的人才红利的时代，已经无情地远去。

　　 深圳近年在为其本地高等科研院校的缺失以及人才流失埋单的同时，也在思考着如何“慢”下来，补补课。遭遇人才瓶颈

　　 于2006年9月成功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总部设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迈瑞公司，其人力资源总监周晓蓉表示，过去两年迈瑞以高于同行的“价码”在浙江、南京等知名学府招募应届毕业生时，签约率只有30%左右。

　　 “这些地区签约率是非常低的。”周晓蓉说，为了达到公司招聘计划，公司一般要提前一年到各高校巡演，并在实际招募中物色至少翻倍的人选。

　　 对于像迈瑞这样的高科技公司而言，要到外地去和当地企业争夺“人才”，有着天然的劣势：一方面，深圳本地没有一所科技大学或工业大学，“而且商业氛围太浓，学术氛围太淡”；另一方面，深圳企业在这场到“别人地盘”进行人才争夺赛中，还要面临上海、北京等当地企业的竞争。

　　 迈瑞的遭遇只是深圳企业“人才饥渴”的一个缩影。华为、中兴、腾讯等大批深圳企业开始选择把相关研发中心建到北京、上海、南京、成都等地，以方便就地取“才”。因为，综合来看，到外地建立研究中心，其目的除了解决人才饥渴外，上海、北京、南京、成都等地围绕高校形成的一批科研、学术机构，亦可以补充深圳本地在基础研发上的不足。

　　 2007年深圳市人事局发布《深圳市人才市场发展报告》显示：2006年深圳人才市场供需比为1∶1.08，与2005年的1∶1.41有明显下降。从近年的数据对比来看，深圳招聘单位数基本保持稳定，企业需求的人才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求职人数却呈下降趋势。2007年1-10月的最新数据同样表明，招聘方的职位供给量继续放大，而应聘求职人数较往年相对萎缩。

　　 “如果新鲜血液停止输送甚至倒流，那只会扼杀这个城市赖以生存的竞争力，只会彻底阉割掉这个城市的自主创造性。”一位关注深圳发展的深圳观察者如此表示。彷徨中的“科大梦”

　　 如何在高校、科研院所、人才缺失的被动局面中，完成深圳人才载体以及相关公共技术平台搭建，深圳一直在困惑和摸索。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院长樊建平评价说，解决深圳的困境的节点非常明显??1104平方公里的香港就有8所知名大学，而面积几近香港两倍的深圳仅有深圳大学一所本地的高校。

　　 而近两年，CPI、房价高企，深圳的吸引力再次受到冲击。这客观上加速了深圳转型，并动手营造人才、科研环境的紧迫感。2008年3月底，酝酿已久“南方科技大学”动工建设，意味着深圳多年的建立一所深圳人的“科大”梦想开始照进现实。

　　 南方科技大学将以理学、工学、管理学为三大支柱学科，拟全日制在校生规模达1万人左右，面向全国招生，本科生与硕士生比例为1∶1；师资近半以上引进海外力量。同时注重发展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兼顾其他应用型学科和人文社会类学科。其中，工学科约占学科总量的30%，理学学科占20%，交叉学科占30%，管理学科占15%，人文社会类学科占5%。据目前的方案，将近一半的师资将从国外引进。深圳期待能开辟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

　　 在深圳市政府科技主管部门的一位官员看来，此前深圳市在“外引内联”中建立的各种高校驻深圳机构、院所，显得有些“乏力”。

　　 就在深圳市为“南方科技大学”选址的所在地??西丽大学城周围，此前已经聚集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国内外知名大学的研究生院。这些研究生院的运作模式为：深圳市政府与各地高校签定协议，由深圳市政府出资，邀请各高校在深圳办学，将部分与深圳产业相关的高技术学科的课题的研究生“迁到”深圳来培养，藉此为深圳后续人才提供支撑。

　　 据深圳高新区统计数字显示：比深圳大学城更早一步坐落于高新区内的“虚拟大学园”自1999年开始，也力图改变深圳人才载体缺失的困境，该园区引进的国内外49所成员院校截至2007年已累计培养各类专业人员82170人，累计孵化企业415家，获得专利155项，被认定为“省部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而从最近两年开始，该园区还引入香港六所大学在深圳设立研究院，以弥补深圳的办学能力不足。

　　 但是尴尬也随之而来。前述深圳政府人士说，无论是虚拟大学园，还是深圳清华研究院、北大深港产学研基地，对于深圳而言，都代表着“同一方向的努力”，该人士说，在实现深圳市当年引入该些机构时，对他们有三点“孵化器”的功能定位，即科研陆军所的技术转移、应用技术研究、人才培养。“他们在最终实现这些目标上，是有欠缺的。”该人士说。

　　 在进驻深圳后，这些依托大学为背景的孵化机构大都快速地“融入”到深圳的文化当中。最明显的表现是，各大研究院、产学研基地从进驻深圳之日起，最乐于向公众及政府传达的信号是“孵化了多少家企业，转换了多少项目为产品”。这当中，以深圳清华研究院为代表，其在政府的公开信息中，有显赫的战绩：至今孵化了三家上市公司，数百家企业，位于各孵化中心之首。

　　 这种过于商业化的追逐，使深圳为弥补其自身城市底蕴中缺失环节所做的努力，再一次显出了苍白。鉴于深圳的被动局面，办学目标更为“纯粹”的南方科技大学进入了深圳补课的进程当中。学习香港模式？

　　 在樊建平看来，香港在自主创新上的模式，或能成为深圳榜样。

　　 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传统产业外迁面临空心化危机的时候，摆在香港当局眼前最紧迫的事情也是如何通过搭建新的人才创新机制，推动香港在高端服务业、高端设计产业方面的升级转型。

　　 樊建平认为，1992年，香港科技大学建立，是激活香港各种创新资源重新整合，并发挥效用的“鲶鱼”。而今天的深圳，面临着香港当年相似的处境：良好的商业环境，健全的市场体系，完善的产业基础，通畅的供应链。深圳需要像香港科大一样搞一个大学以达到鲶鱼效应，同时带动中科院先进技术研究院以及深圳清华研究院等小鲶鱼，共同对深圳的人才体系、基础研发平台的建立发挥作用。

　　 深圳市政府人士说，在创新能力上，深圳过去30年，集中在商业色彩较浓的“项目”，即属于企业层面的“集成创新”，以及“应用研究”占了大多数，而涉及更长远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太少，而由此带来人才构建体系的缺憾。

　　 樊建平分析说，过去深圳市政府对各个大学背景的孵化中心的预期监管，被过多地推向了市场，即“成果转化能力”评估，产业化能力的考核等。

　　 深圳政府人士说，从全球经验看，“必要的浪费”已经成为国家在打造公共创新平台，以及人才体系构建中必然面对的事实。在他看来，深圳已经度过了原始积累的阶段，是该为摸索如何进行“公共投入”付出成本的时候了。

　　 樊建平说，1992年香港投巨资办了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投200亿港币给香港科大，一下子8所大学，6个研究中心都活跃起来了。今天谁敢小看香港的科技创新能力？香港科大起的就是这个鲶鱼效应。”

　　 在他看来，深圳必须作出同样的选择。

　　 但也有深圳观察人士感到忧虑，以深圳财政收入，创办几所大学，钱是没有问题的。但他同时表示，“存在的问题很多，一是国家报批方面难度大，南方科技大学2006年就开始准备，至今还未走完所有程序”，未来师资力量如何配套，相关设施、相关课题组建，都仍留有莫大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