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关系因胡主席“暖春之旅”而变得分外明艳之际，中韩关系却出现了相对于卢武铉执政时期的“倒春寒”现象。4月27日，当奥运火炬传递至韩国境内时，迎接火炬的中国留学生与游行集会的韩国人权团体和朝鲜逃北者在首尔奥林匹克公园爆发肢体冲突，成为毒化中韩关系的一股寒流，直接影响到李明博总统最快5月访华的行程安排。

　　这一始料未及的肢体冲突中，甚至有韩国警察受伤，而中国留学生陈默追打韩国示威者，并施展“佛山无影脚”的一幕更是成为韩国媒体口诛笔伐的焦点。5月2日，陈默被韩方以违反《示威法》罪名逮捕。事后，青瓦台向中国驻韩大使宁赋魁表示了遗憾。鉴于陈默认罪态度良好，韩国法庭最终驳回了警方的刑拘请求，显示该事件所引发的负面效应在官方层面大致得到控制。但与此同时，韩国民间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敌视和恐吓却多了起来，并在短期内难以消弭。不客气地说，中韩关系正面临着1992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奥运火炬自发足以来，可谓旅途多艰。从无疆界记者组织在雅典冲击火种采集现场起，火炬传递就被阴影所笼罩。当火炬进入美国，海外各地华人才从欧洲的闹剧中反应过来，开始自发组织起来护卫火炬。待进入澳洲，攻防大势已然出现逆转。

　　不过，发生在韩国的殴打事件还是很出人意料。尽管中国留学生和韩国民众各执一辞，但真伪还是不难辨明。笔者没有亲历现场，只能根据双方出具的视频和照片来做些推测。

　　关于陈默殴打49岁的朴姓男子一事，留学生们出具了一组照片。照片显示当时的过程如下：朴某骑单车在留学生附近游荡，被留学生“善意”地阻拦；朴某举起单车作势要砸人；留学生激于义愤，包围了朴某；朴某夺路而走，被一路追打；陈默上前，将朴某踹倒在地。然而，这个过程有个很大的漏洞。朴某在被留学生阻拦和被包围时身上套了件写有“No Human right，No Olympic”(没有人权，没资格办奥运)字样的红色背心，而其他几张照片上却没有。按照留学生的表述顺序，这就意味着朴某先穿背心骑车游荡，被拦后再脱下背心，手举单车企图砸留学生，被包围时又穿上，最后被追打时再次脱掉。这显然有违常识，更有趣的是，较晚出现在网上的这组照片都将朴某穿红背心的两张排除在外了。

　　事情并不复杂，上传者只是玩了一个简单的小把戏。其实，将这组照片的顺序调换，就能解读出另一个更符合逻辑和常识的版本：朴某穿着含敏感字样的红背心在留学生附近骑车行路，受到阻拦，并遭推搡。推搡中红背心被扯落，见势不妙的朴某举起单车企图喝止对方，却激起更大的愤怒。朴某惊惧之下，夺路而逃，最后被陈默踹伤在地。这样看，谁先动手以及动手的程度一目了然。此外，笔者接触到的照片中还有中国留学生脚踹中年妇女，甚至以挑衅的目光与警察对峙的场景，都说明某些留学生并不像他们所宣扬的那样无辜。

　　这些留学生作为成年人，在法律上已经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即对自身行为的自控和对行为后果的负责。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出事后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政府，殊不知自己的行为不仅将所在的留学生群体置于韩国社会的对立面，更让政府进退维谷：有心出面，势必担上干涉邻国司法的恶名；有心放弃，于心不忍，更难过民族感情关，最后只好抛出一个不痛不痒的表态，却早已于事无补。

　　推而广之，以“80后”一代为主体的中国留学生，或多或少背负了中国教育重智育轻德育的某些缺陷；平日在家里受极宠爱的他们去到海外，往往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歧视和委屈；剥开他们强硬执拗的外壳，则是一颗颗敏感而脆弱的心灵。另外，中国特色国情在海外的水土不服，也令他们颇不适应。在国内，举行游行集会的门槛较高，多数留学生从出生到出国都未曾亲历过；而他们的对手长居海外，对此司空见惯，现场经验要老到得多。

　　上述两个深层原因在澳洲曾一展无遗。澳洲警察因逮捕一名中国留学生，被国人指责为无理殴打，偏袒藏独。然而，看完了由在澳留学生拍摄的视频，笔者发现指责与现实有很大出入。从现场情形来看，澳洲警察以公路为中线，让留学生和藏独分子各走一边，实际上就是隔离人群，减少摩擦。偏有位留学生带着国旗越界，混进藏独队伍示威。在他看来，自己是在表达爱国之情。但是，至少澳洲警察不这么想，他们的原则只有一个：只要有人违反游戏规则，就枪打出头鸟。当听到视频里有个女生带着哭腔问同伴为什么不去救被捕者，笔者确信她连同伴为何被捕都没弄明白。站在警察的立场，控制现场，维持秩序才是最重要的。要知道，这类带有对抗性的游行集会从来都不是小孩过家家，很容易酿成祸端。

　　中方留学生理亏，韩方也存在问题。首先，警方的现场应对非常不专业。警员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了火炬上，放松了对现场的控制，事后，警方也承认了这一点。从护送火炬的警力配置来看，韩国方面非常重视火炬安全，将其作为政治任务来抓。陈默殴打朴某时，几步外就有一群警察，都在盯着路面。直到朴某倒地，才有警员回头发现。警察并未当场逮捕陈默，而是时隔5天，在未得到中国官方道歉的情况下，才逮捕陈默。这样的举措是里外都不讨好。更何况，现场一些韩国人对留学生也有暴力行为。

　　其次，一些韩媒不问青红皂白，不加揣摩地将被打者朴某所属市民团体的栽赃之词和留学生对号入座，并将大钳、石块等“凶器”展示给观众。然而，留学生人数占优，携带此类物品既无必要，更显累赘。留学生拍摄的照片也显示这些物件是该市民团体事前就带到现场的——某些韩媒又在重蹈CNN的覆辙。

　　最后，韩国人声称满地的红旗让他们感到不快且不安。诚然，喧宾夺主不应该，却也无伤大雅。况且，每逢韩国男足赢得比赛时，聚居望京区的韩国人制造的动静同样让北京人倍感困扰。如此将心比心，能否让心态平和一些呢？

　　民族主义的碰撞

　　2005年，韩国还是最受中国大众欢迎的邻国，一曲《大长今》响彻神州，至于韩国电影、服饰、时尚更让年轻人趋之若鹜。仅仅3年，中韩之间龃龉丛生：在官方层面，有苏岩礁和高句丽之争；在民间层面，仇韩情绪更如雨后春笋，大有赶美超日之势。仅仅3年，何至如此？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切恐怕还得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

　　冷战结束，东亚三国都面临战略转型的挑战。1992年中韩建交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不过，一直处于量变状态的中韩关系真正发生质变是在1998年。那一年，金大中入主青瓦台，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后连任。两个政权最后因为日本意外地走到一起来。

　　与中韩相比，日本的转型在时间上更早一些。作为一个经济和科技大国要走政治大国路线，比起积累不足的中韩要具备更多的可能。与之相对应的是日本民族主义的抬头。日本人迫切希望与政治侏儒形象说再见，从1989年到1990年，由铁杆右翼石原慎太郎主笔的“说不三部曲”(即《日本可以说不》、《日本还要说不》和《日本坚决说不》)一年内10次重印就是民族主义在思想领域的反映。之后，参拜问题、教科书问题、历史问题纷纷浮出水面。由于日本的举动还未触及美国的底线，欧洲对中日战争了解不多，中韩两国事实上陷入各自为战的孤立状态。正是有感于局限性，两国联手抵制日本右倾化的意愿变得强烈起来。

　　除了日本的刺激，自身的经济崛起也让中韩两国产生了更高层次的政治诉求。而民族主义的抬头恰恰是这种心态变化的群体征候，日本只不过无意充当了一回推手。1996年出版的“中国说不三部曲”连书名都在拾石原慎太郎的牙慧，虽一度被禁，却很契合当时中国的国民心态。1997年底金大中赢得总统大选，立场偏左的民主新派当道，对日本开始强硬起来。在韩国强烈要求下，日本在1998年10月金访问时，就历史问题做出正式的书面道歉。11月底江泽民主席访日时也谈到历史问题，提出同样的要求。感到意外的日本拒绝了，毕竟，两个月内接连道歉两次实在有失颜面。值得注意的是，在江泽民访日前10天，金大中访华，两国关系提升到“合作伙伴”级别。之后，中韩在对日历史问题上结成同盟，而在文化输入方面非常谨慎的中国对韩国文化也大开绿灯。政治上的准同盟为韩流风靡提供了稳定的政策环境，加上作为中华文化亲缘国家，韩流所承载的儒家价值观给处于信仰危机的中国带来久违的亲切感，颇有“礼失而求诸野”的意味。

　　然而，表面的融洽使得两国普遍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那就是中韩的民族主义无论在主要内容、目标指向和特定诉求上都大不相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渴望民族复兴，并重新成为世界性大国，外扩趋向强烈；韩国的民族主义者更注重半岛统一，以及摆脱周边大国的束缚。而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的差异也加剧了双方的矛盾。联手反制日本时，尚能统一步骤；一旦涉及朝鲜问题，被掩盖的敏感点就成了导火线。2002年以前，中国在朝核问题上都不大想趟浑水；随着局势持续恶化，想独善其身都难，最后也卷了进来。起初，韩国还能与中国保持默契。可是，综观朝核问题15年，参与方越谈越多，从美朝的双边事务谈成了远东6国的多边事务，人多嘴杂，不仅为朝鲜制造了更多的回旋空间，更给其他5国增加了摩擦几率。中韩在这种背景下很快失去了默契。当朝鲜核试验后，诸如“中国偏袒朝鲜”或“被中国佬骗了”的呼声充斥韩国舆论。从这以后，中韩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的摩擦越来越频繁。

　　此外，韩国官方的有意纵容及渲染也是造成摩擦升级的主观原因。民主新派执掌权柄10年，其国政思维可以总结为三样“神器”，即经济民生主义、社会民粹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老将金大中任时，三者大致保持均衡；卢武铉上台初期，虽一度和中国走得很近，但随着经济衰退、社会割裂、民生主义和民粹主义破产，最后只能祭出民族主义这根救命稻草。

　　到李明博上台前夕，中韩关系已经趋于恶化。经济挂帅的李明博起初还想配合中国整治那些在华“恶意撤资”的韩国企业，无奈韩国企业抱怨称，选择“连夜逃跑”的原因，一是“因为中国经营环境的恶化”，二是“注销企业必须经历过度繁琐的清算程序”，闻此，李明博政府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随后，传出了韩剧在大陆的销售停滞不前甚至萎缩，日剧大有重新居上之势的新闻，疑心重的韩国文化界便有归咎于中国文化部门暗中操弄的说法。实际上，两国民众的民族感情能派生出许许多多的亚文化现象，并影响到经济决策，并不一定要官方在这里起什么关键的作用。

　　何以解忧？

　　在中国网络空间，反韩正成为一种时尚，几乎成了逢韩必反。发生在4月广州的谭静案就是一个凸显。心态平和者仅认为存在疑点，心态偏激者则咬定涉案韩人就是凶手，甚至还有某些人干脆连死者也辱骂，只因她和韩国人关系密切。就在陈默被捕当天，中国网络上就传开一条假新闻：根据韩《中央日报》英文版报道，陈默已经被韩国法庭判处10年有期徒刑和20万韩元罚金，罪名是伤害韩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跟帖者大都义愤填膺，激动万分。试问，哪国法律里有伤害民族自尊心这条罪？更何况，刚被捕就判决，连法庭审判的程序都没走。实际上，法院还驳回了警方对陈默的刑拘申请，以维护无罪推定原则。但这些对于那些民族主义者并不重要。在他们看来，陈默被交给韩国司法系统就如同黑帮电影里的小混混落入敌对帮派之手那般可怕。不作任何思考就偏听偏信，情到深处，恐怕还要挤出两滴廉价的眼泪。

　　在中国的网络上，关于韩国的负面消息和段子很多，让人难辨真伪。不过，许多帖子细细看来，就可以看出蓄意造谣。与这些抨击者相比，那些在中韩蜜月期就“不合时宜”地显示先见之明的人才堪称理性。现在的抨击者大都是人云亦云，有些人则完全为了宣泄情绪而制造谣言，并从跟帖当中获得快感。当然，有一些网媒也难辞其咎，它们为了迎合网民，吸引点击，不惜极力渲染，努力制造噱头。于是乎，某个异想天开的韩国学者一说李时珍是韩国人，马上就被上纲上线成整个韩国社会的主流想法。

　　中日、日韩关系不佳时，中韩关系良好；中日、日韩关系改善，中韩关系反倒恶化。这构成了绝妙的反讽，中韩关系似乎在走10年前中日关系的老路：关系好时，一好百好；关系不好，看哪都不顺眼。其实，中韩矛盾并非根本利益冲突，而是两国在发展过程和战略转型中的碰撞。尽管存在许多争端，但真正涉及实际利益的只有一个苏岩礁，其他的如高句丽问题多是一些务虚的面子活，而这些面子活恰恰正是卢武铉的负面遗产。背负着前人的包袱去面向未来，即使包袱皮看上去再华丽漂亮，也终究是愚人之举。从李明博上台后的举动看，他并不好此道。尽管他对中国显得有些冷淡，但也不能过早断言他漠视对华关系。毕竟，因人废事的教训在中国外交史上实在太多了。

　　在官方努力之外，民间也应当多进行交流，不能仅仅满足于看看韩剧，谈谈时尚。对方心里在思考什么？对方的思维模式怎样？对自己又是如何看待？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恰恰是深层次的精神交流。但从这10年来看，所谓的中韩文化交流多半停留在物质层面和较低层次的文化产品展销上。笔者认为，中韩两国的民族性格中均缺乏西哲所谓的思辨理性。正因为如此，作为舆论公器的媒体在改善中韩关系的过程中应该有所担当，为中韩两国民众开辟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而不是做个事不关己的看客和惟恐天下不乱的口水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