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汶川地震的重心正从紧急救援，转向震后长期重建。政府有关重建的措施相继出台，如对口支援、灾区城市规划、灾民异地安置、学校抗震标准等等。与此同时，民间也掀起了一波灾后重建的热议，不论是专家、媒体还是网友，都提出大量的不乏真知灼见的建议。

　　 然而也可看到，目前有关灾后重建的构想以及相关的讨论，似乎还处在比较零散的阶段，我们需要一个震灾重建前瞻性的总体框架，以及在这框架以下的全面周详的实施细则。

　　 造成以上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规则”的缺失。我国的《救灾法》没有出台，《防震减灾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虽有专门章节涉及灾后重建，但规定过于粗疏。此前，虽已有唐山大地震震后重建的经验和教训，但这些经验和教训还没有被转化为一整套制度化的实施规则。科学教会人类驾御自然，法律使得人类能够驾御自己，因此，为5·12震灾重建立法事不宜迟。

　　 就一场重大灾难进行专项立法，这样的先例早已有之。1999年9月21日，我国台湾南部发生了一场7.3级大地震，造成2000多人死亡，这是20世纪末期台湾伤亡损失最大的天灾。震后的第五个月，台湾颁布了《9·21震灾重建暂行条例》，该条例几乎囊括了震灾重建的方方面面，如都市和非都市区域的重建规划、居民生活的重建、文化资产的重建、重建用地的配套措施、重建的民间参与、税费和融资配套措施，为加快重建各类行政程序的简化、以及重建经费的筹措等等。

　　 “暂行条例”从2000年2月颁布到2005年废除，历经6年的时间，为9·21震灾重建立下汗马功劳。其中不少内容，对于5·12震灾重建，有借鉴意义。例如，设置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委员会由政府官员和灾民代表组成，灾民代表不得少于5人；建立不动产纠纷调解委员会；企业雇用灾民，政府给予奖励；为灾民中的弱势人群提供就业服务和工作津贴；企业投资灾区享有税收优惠等等。

　　 显然，为震灾重建立法，把震灾重建全面纳入到法制化轨道上来，将会使重建摆脱人为因素的不确定性，变得更加规范、公平，长效。举例而言，政府和民间共同参与重建如何分工协作的问题；灾区临时住宅的建设、分配、管理的问题；灾民异地安置和回迁的问题；建立长期的灾民心理干预机制的问题……这些若不能有法可依，要么容易陷入无序，要么难以落实。

　　 为震灾重建立法，也有利于打破政府决策的封闭，实现开放式的重建，广泛汲取民智。立法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向社会公众征集意见，如此一来，许多民间人士提出的有价值的建议，将不再停留于口头，而是通过立法公众参与，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同时，政府提出的各种震灾重建的设想，也将接受民意的检验，其中如若有不合理的部分，将能及早修正，避免未来正式实施，造成不必要的社会代价。

　　 日前，《突发事件应对法》起草组专家、清华大学教授于安表示，有关应对突发事件法律的修改将假以时日，目前四川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的规则问题，需要通过特别的立法程序来解决。的确，5·12这场罕见的震灾，震出一场惊天巨祸，也震出某些法律的空白，在灾害救援的法制不健全的当下，期待全国人大紧急应对，尽快将“立法救灾”纳入工作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