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来看，２００８年的５月１２日，应该从１４时２８分开始。

　　 当时，我正开车行驶在成都的人民南路上。突然，车子上下颠簸，接着左摇右摆。我心里一惊：这破车很久没修了，是不是发动机出故障了？或者，正在施工的地铁出事了？

　　 然而，看到大楼里疯涌而出的人群和发颤的路灯、广告牌，我意识到：地震了。

　　 我马上开车往分社（新华社四川分社）赶，边走边打电话，可是通信没有了，电话里全是盲音；交通也堵塞了，双行道挤成单行线，平时仅需１０多分钟的路程，我足足走了１个半小时。

　　 回到分社，我才知道，是汶川发生了８．０级大地震。

　　 都江堰：危险无处不在

　　 没什么可说的，收拾东西，马上出发。下午六点左右，我和分社另外三名记者、一名技术人员乘车向都江堰进发了。给我们的任务是——震中汶川。

　　 这时的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灾难多么惨重。然而，当晚上七点多钟到达“听说埋了许多学生”的都江堰市聚源中学时，当我循着哭声看到４９具孩子遗体时，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无论前面采访有多危险，你都没有退缩的理由了。

　　 事实很快证明，危险无处不在。晚上八点钟，我们到达了都江堰市郊青城大桥，过了桥右转，就可以踏上去汶川的公路。但是，警察把我们拦了下来，说：“前面塌方了，过不去，回去吧。”在做出“生命安全自己负责”的保证后，警察终于给我们让了路。

　　 进入漆黑的都汶公路，地震造成的灾难和余震、滑坡的威胁也渐渐展现出来。沿公路两侧，到外都是垮塌了房屋，山上滚落的碎石随处可见，大的如同汽车。更恐怖的是，山体和地下不断传来或轻或重的“隆隆”余震声响，仍不时有碎石滑落。

　　 我们叮咛司机，什么都别想，只管开车。能走多远，谁也不知道，撑到哪算哪。曲曲折折地走了十余公里，再也走不动了。一个１公里长的大滑坡挡在前面，两辆铲车正在紧张地清除。师傅告诉我们，弄开这个滑坡体，至少得两天。

　　 简单商量后，我和记者侯大伟、技术员王钒准备弃车徙步向汶川进发。但是，地震强大破坏力不是人力可以轻易克服的。滑坡体处，埋了两辆大货车，一半车身在碎石里，另一半悬在峭壁半空，下面就是汹涌的岷江。走，是走不过去的。

　　 无论如何，必须到汶川去

　　 守在这里不是办法，必须另想出路。我们折返都江堰，正遇上温家宝总理亲临中医院垮塌现场。都江堰都如此严重，震中汶川不知道惨成什么样子？无论如何，必须到汶川去，到最前线去。

　　 西线不行，走北线。在四川省广电局一位副局长的帮助下，我们重新设计了一条路线：从成都至绵阳，再经北川、茂县，到达汶川。当然，这时我们还知道北川损失之惨重。

　　 １３日凌晨３时许，我和记者江毅，乘坐四川省广电局支援的车辆，买了水和方便面，开始向北川县进发。

　　 这是更惊险的一次采访行程。去北川县的道路破坏得很严重，滚落的巨石像房屋一样大，一些被砸坏的汽车扔在路上没人管。车行路上，可以听见“哗哗”的声音，起初还以为是水声，后来才发现是落石。

　　 凌晨５时许，距北川县城１０余公里的地方，我们又被警察拦了下来：要进入北川，必须有绵阳市指挥部的“路条”。我们又拼命地往绵阳赶，幸亏有那位省广电局的副局长，他直接找到绵阳市广电局局长，顺利地拿到了“路条”，为我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凌晨六时许，通往北川公路上最后一处滑坡终于被打通了一个口子。可是，警察却让我们的车子在四五公里外的地方排队等候，急得大家团团转。这时，一列武警车队风驰而来，我们赶紧对司机说：“快，打开应急灯，跟上去。”就这样，我们“混”进了北川。

　　 即使如此，汽车仍然只能开到距县城两公里的曲山镇。曲山镇损失很重，但由于当时的目标还是汶川，我们无心恋战，背起电脑拿上水，徒步往北川县城进发。

　　 一片废墟的北川

　　 经过一个小时的艰难徒步，１３日晨七时许，我们终于随着第一批救援人员到达了北川县城。虽然心理上已有所准备，可我们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公路扭成麻花状，县城被夷为平地、一片狼籍，到处冒着黑烟，被砸扁的汽车随处可见。更可怕的是，每一处废墟下，都埋着无数随时可能被死神夺走的生命。

　　 经北川到汶川，已成了“绝不可能”的事情。此时的北川，没有道路可言，沿着河沟、山坡和滑坡乱石堆，到处都是等到天亮向外逃离的灾民以及刚刚抵达的救援人员。救援也没有什么统一的组织，各队带头的大喊一声，“三台县的，到这儿集合”、“华西的，到这边。”然后，就各自散开寻找废墟救人。

　　 北川震后景象，经媒体报道大家已经熟知，不必多说，但一个情景至今让我难以忘怀：一对年轻夫妇，在地震来临时，双双扑到三岁女儿身上，用自己的死，换来了孩子的生。而这个小女孩，在１４日中午温家宝总理到来时，刚好被救出，也就有了那张感人的“总理为获救女孩让路”的照片。

　　 整整一个上午，我们就在北川的各个废墟中跑来跑去，采访、拍照、搭手帮忙……中午１１时许，天空开始下雨，加上余震不断，滑坡随时可能发生，而北川正处谷底，是最危险的地方。到我们离开时，自己已如同灾民，衣服可以拧出水，浑身上下黄泥斑斑，一双球鞋近乎报废。

　　 由于没有海事卫星，我们必须返回有网络信号的绵阳发稿。下午１４时许，我们冒雨离开北川。此时，距大地震已近２４小时。虽然未能到达汶川，但我们完成了向前采访到最前线的使命。

　　 月光下徒步，目标：“孤岛镇”

　　 汶川去不成，可还有许多因交通中断而无法进入的“孤岛”灾区，那里同样需要我们。１４日，我们选择了媒体尚未来得及关注的平武县，

　　 由于临时接到新华社“前指”安排的其他采访任务，我们从绵阳出发时，已是下午４时。好在当天是个好天气，太阳还很大，大家一致决定：走，走到哪算哪。

　　 途经江油时，看到花红草绿的李白故居，同行的两位总社对外部记者惦记上了，什么时候得写写这里。没想到，４天后的一次余震中，这个著名古建筑就部分垮塌了。

　　 晚８点过，记者到达距平武县南坝镇７公里处一个名为“金字牌”的地方。这里的道路已基本塌陷，车辆无法行驶。虽然我们此时已算最早进入平武的媒体，但必须想办法进入南坝镇才行。

　　 没有手电，也没有头盔，我们两名记者还是决定弃车徒步。因为，月亮很好，借着月光，勉强能看清脚下的路。

　　 之后近一个小时的徒步，成了此次采访中最惊惧的路程。这段路已经不能算是“路”了，每隔十几米就有塌方，一些房屋大小的巨石，从天而降将砸出一个个巨坑。昔日平整的水泥路面，到处都是裂缝，我们用手比划了一下，宽的地方有２０多厘米。路面也变成了斜的，人走在上面，一会儿感到向左偏，一会儿感到向右偏。

　　 更恐怖的是，整个世界静悄悄的，路边所有的房屋都黑洞洞的，没有一丝亮光，也没有一点人气。走不多远，就可以见到一两辆覆满尘土的汽车，有的被巨石砸中，有的完好无损，扔在那里没人管。

　　 当时，这些汽车可能正在送货，或者正在旅游途中，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司机弃车而逃。但是，他们是否逃离了厄运，没人知道。

　　 一辆帕萨特轿车，从后面看，什么事没有。可是，走到前面，我们才发现，驾驶员位置的前窗被石头砸破一个大洞。我下意识地凑过去，想看看里面有没有遗体，被同行记者大声喝止了：你敢看，看到了还不吓死你！终于，黑洞洞产生的巨大恐惧，让我失去了看一看车内的勇气。

　　 但是，恐惧还在继续，因为山上不时传来碎石滑落的声音。碎石还好，如果是一次大滑坡，我们就惨了。一路上，我们两人，无论谁先听到落石声，都马上互相提醒：快跑！

　　 连跑带吓地走了约３公里，我们再也无法前行了。道路已彻底崩塌，扭曲着翻下河谷，留下深达数米的巨大裂缝。此路不通。

　　 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另外一条绕行的山路。１５日下午６时许，经过徒步翻山、涉水、乘船摆渡，我们终于进入南坝镇。

　　 关键时刻，新华社记者是“拿得出手的”

　　 从１２日下午出发，到２０日凌晨返回成都，８天的前线采访，成为对一名记者勇气的考验和业务的锤炼。而事实证明，关键时刻，新华社记者是“拿得出手的”。

　　 ８天里，我们不断面对余震和滑坡的威胁，甚至堰塞湖溃堤的恐吓。虽然后来证明，堰塞湖溃堤不过是一场虚惊，但当时看着纷纷撤退的部队官兵，和一些撒腿就跑的媒体记者，我们三个留下来“寻找”其他未撤离记者的人，还是开始扫瞄往山上逃命的路线了。

　　 但是，无论何种威胁，所有奔赴一线的记者，都经受住了这场勇气的考验。没有一个提前撤退，没有一个人因为危险而推诿采访。

　　 四名新华社记者在理县遇到余震时，远在东北的岳父打来电话，让我赶紧回家。我骗他说，我在绵阳市区（当时在北川县城），没事。他知道是假的，说：“你听我的，如果单位不让走，就不在新华社干了。”当然，我没有“听他的”。就算丢得起这个工作，也丢不起这个人啊！

　　 突然而来的重大采访，也锤炼了记者的业务素质。最初几日，我们这些一线记者充当了全世界的眼睛和耳朵，把见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全部在第一时间向外播发。随后，对一些抗震救灾典型的报道、对堰塞湖威胁的报道，都是由我们最先发起的。

　　 前线采访日子，最初几天喝不上水，吃不好饭，一天只能吃一顿，一顿就要顶一天。１２日一夜未睡，１３日、１４日、１５日都是凌晨四五点钟才睡。为了赶时间，常常抱着笔记本电脑在车上写稿，在废墟上、野外发稿，使用海事卫星的记者甚至变成了“参观点”。

　　 坚强的勇气，良好的素质，最终让新华社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打了一个漂亮仗，汶川、北川、青川、绵竹、都江堰等重灾区，都是新华社记者首到首发。最初几天，全国各电视台、广播电台只能找新华社记者做前方报道连线。

　　 成为新华社前线记者之一，是难得的事。我也知道，这次艰难的采访，必将定格为我的永久记忆。（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 丛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