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政委认为，首先在目前资金还在流入的情况下，要加强检测力度，"侦查清楚敌情"，政策设计要高度关注可逆性；同时，稳定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出口的信心也非常重要，要想办法采用各种舆论手段将中国与其他可能发生问题的经济体区分开来。

　　 虽然通过外汇储备增长、贸易顺差、FDI(外商直接投资)等数据来判断，中国仍面临着大量不明资本的流入，但是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的大幅下降，已经中国国内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增加，那些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挤进"中国市场的资金是否还是萌生了快速撤离的退意，对于可能发生的资金逃逸，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对此，我们专访了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

　　 他的看法是，首先在目前资金还在流入的情况下，要加强检测力度，"侦查清楚敌情"，政策设计要高度关注可逆性；同时，稳定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出口的信心也非常重要，要想办法采用各种舆论手段将中国与其他可能发生问题的经济体区分开来。

　　 上海证券报：现在"热钱"流入的情况事实上还在延续，这也引起了官方的关注，但是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预期已经在下降，此时探讨"热钱"流出的风险是否有必要呢？

　　 鲁政委：一个合理的措辞应该是外汇流动，"热钱"通常有贬义，指非法流入的，但是站在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上看，它跟是不是合法没有关系，而是和它是否"来如电去如风"有关。

　　 只要外汇流入速度出现了减慢，就应该引起警觉。这个流入既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也包括错误与遗漏项。比如，我们的外贸顺差短期内出现了骤然减少，就值得警惕。

　　 上海证券报：那么，现在外汇流入速度下降的条件已经成立了吗？

　　 鲁政委：大家通常认为的时间点可能是在今年第三季度前后，资金流动应该会有微妙的变化，那个时候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从数据来看，出口从2006年4月开始就有同比增速的下降趋势，但是FDI规模还在增长，所以说外部资金可能还没有对中国的经济判断形成一致的认识。只有一致的认识产生，才有大规模流出的可能。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新兴市场已经出现了几点零星的枪声。我搜集了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一是4月26日，阿根廷中央银行单日在市场抛售3亿美元外汇储备，以期稳定该国货币比索的贬值，创下6年来单日抛售的最高纪录；第二，5月17日，为了应对高通胀，越南央行一次性提高325个基点的基准利率；第三，5月21日，韩国当局入市干预韩元贬值，因为韩元兑美元已经跌至2年来最低水平。现在美元兑其他货币都在快速贬值，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也还比较强劲，出现这样让人大跌眼镜的情况，是不正常的。

　　 上海证券报：那这些国家的情况又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带来哪些借鉴意义呢？

　　 鲁政委：他们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就是与资金的流出有关。回顾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够很快从泰国波及到印尼和韩国，就是因为投资者认为他们的情况差不多，一个出问题，就会引致对其他国家的信心也大幅降低。

　　 这就像两个热恋中的情人，在没有发生问题的时候，你所有的只是优点，没有缺点，但是一旦出现问题，它就能找出很多理由。外资对新兴经济体的看法，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上海证券报：那在危机出现之前，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未雨绸缪呢？

　　 鲁政委：首先，在当前外汇还在流入的时候，需要加强资金流动的监测，一定要"侦查清楚敌情"，看它什么时候有转出的动向，那个时候国内的政策是可以调整的。

　　 其次，稳定市场对经济增长和出口的信心也非常重要。要想办法采取各种舆论手段把我们同各种可能出问题的经济体区分开了，比如，我们的资本项目可能不如他们那么开放，而且，我们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一旦出现问题，有能力对国内金融机构给予必要的支持，或者入市干预。

　　 上海证券报：那么政策方面是否可以有温和的调整呢？

　　 鲁政委：现有的政策设计一定要高度关注政策的可逆性，比如现在鼓励资本流出，但是一旦资本流向出现变化，我怎样才能把这个口子扎紧。

　　 所有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发生危机的国家在危机之前都有大量的外汇流入，而同时，为了尽量降低外汇流入给国内政策产生的干扰，都有政策方便资本流出。而事实上，这种便利资本流出的政策反而在其经济繁荣的时候恰好鼓励了资本的流入，因为他的流出风险很低，进去了很容易出来啊。

　　 所以这两者是互相促进的，越是流出放宽，越是鼓励了他流入。

　　 当然，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不断夯实我们自身的基础，让资金变得更坚强，虽然这个说法不那么实在，但却是一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