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２２日，我们第二批抗震前线报道组来到成都，连夜召开会议，大家作了分工。当晚，我通过铁路部门听到第二天绵阳火车站将转运６００名伤员，２３日一早就迫不及待赶到绵阳。

　　 来到灾区，大家都有一种强烈的“求战”心态，想尽快奔赴灾区，尽快赶到受灾最严重的一线。虽然在绵阳市区，地震的影响并不是那么严重，但当看到一百余辆救护车呼啸着进入绵阳火车站，一个个从周边乡镇送来的伤员被抬出来时，心灵还是受到震撼。他们中间有年迈的老人，也有花季少年。特别是看到一个左小腿截肢的小姑娘，正拿着手机在玩，看到我还笑了笑，心里很是酸楚。

　　 同时，铁路工作人员也很让人感动。他们为了伤员尽量减少痛苦，连夜练习拆装车窗，还自己扮演伤员被抬上抬下数十次，就为找到一个更好的姿势。

　　 在绵阳火车站，记者就这样开始了在灾区的第一次采访。当即写出了一篇《一列不能确定发车时间的列车——记救１２次伤员专列》。

　　 在接下来的七八天里，我都是在灾区度过的。２４日，唐家山堰塞湖告急，前线记者兵分几路奔赴前线。

　　 我和王宇２４日负责在绵阳市唐家山堰塞湖抢险指挥部。说是指挥部，其实就在绵阳市政府一层大厅里。一到这里，我们就开始“战斗”，播发快讯、详讯，采写了《特写：在前线感受唐家山堰塞湖排险紧张气氛》。

　　 当天，绵阳市天气不好，直升机不能按预定计划起降，大家心里非常焦急。这时，记者听到一些绵阳的水利专家要徒步走入唐家山。记者一行三人当即决定，随这批７人小分队前进。

　　 傍晚时分，我们和７人小分队来到了北川县擂鼓镇。车行至擂鼓镇，路变得难行，路中不时有滑落下来的山石。到了一个比较大的空场，正赶上唐家山抢险指挥部往这里搬家，记者及时捕捉并当场发布了消息。唯一遗憾的是，由于记者所带给养和装备不够，被武警劝说不要随分队徒步前往唐家山。

　　 晚上十点多，我们回到绵阳市区，但怎么也找不到住的地方。最后终于在一家小旅店里找到一个房间。夜里，我被蚊虫咬醒，早上左手就肿成了一个“馒头”。但灾情报道让我也顾不了许多，第二天一早，我们又来到绵阳最大的一个灾民安置点采访。采写了《爱在这里传递》《记者手记：灾区志愿者诠释生命的意义》等稿件。

　　 接下来的几天，记者在绵阳、绵竹、德阳、什坊采访，数次来到北川周边各镇。特别是２６日，记者在抢险指挥部听到当天下午要在绵阳师范学院召开唐家山堰塞湖群众疏散大会。记者顾不上吃午饭，就来到绵阳师范学院。

　　 当天天气非常热，记者背着二十几斤的装备站在太阳底下，一瞬间衣服全湿。打开电脑，由于阳光太强烈，根本看不清电脑屏幕，周围也找不到一个遮阳的地方。当时，央视的一组记者也来到现场，一场“新闻战”即将展开。

　　 在这场“新闻战”中，新华社不能输。由于手机短信发生故障，记者只能打电话到总社，一字一句地念快讯、简讯。就是这样，新华社报道疏散大会的快讯比其他新闻媒体快了半个多小时。

　　 在现场，记者和央视的柴静都去要疏散方案，但方案只有一份，因为柴静是个“名人”，绵阳市一位副市长就把方案给了她。怎么办？王宇急中生智，立刻拿出数码相机，一页页把方案拍了下来。

　　 虽然看不到电脑屏幕，但我凭多年经验，现场“盲打”。直到下午２点２５分的疏散大会结束，我们在采访一些群众、领导后立即赶到附近一所大厦整理稿件。下午３点半，新华社播发了我们采写的《紧张、有序、镇定——唐家山堰塞湖抢险疏散群众大会目击》《绵阳布置三套预案就对唐家山堰塞湖险情》等稿件。

　　 抗震报道的十几天里，记者都是在紧张中度过，感觉时间永远不够用，采访没有结束的时候。灾区群众的生活、抗震救灾的抢险、伤员的救治……短短十几天，我们都是开足了马力，释放了激情。我与同事采写了四十余篇公开、内参稿件，如《记者手记：想起那座生死相望的寻亲墙》《记者调查，灾区周边城市物价未明显上涨》《成都北站十昼夜》《新华视点：唐家山堰塞湖抢险纪实》等采用好，影响大的稿件。（新华社记者齐中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