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调节和控制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经济活动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总和。很多人认为货币政策的性质和功能是早已解决的问题，其实不然。如果深入思考，会发现一些分歧正是源于对货币政策最本质东西的认识差异。

　　 货币政策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具影响力、渗透力的政策，但它并不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货币学派代表弗里德曼曾对货币政策调控的范围以及如何实施货币政策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认为货币供应应该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率从而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这至今仍是我们理解货币政策性质的重要文献。结合中国的实际，笔者重点从六个方面来讨论货币政策的性质和特征。

　　 货币政策的公共性

　　 用货币政策替代一些财政职能和市场功能，进而解决一些公共性问题，始终潜存于一些人的意识之中。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十多年里，信用财政化等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这些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同性质和作用认识愈加清楚，但由于旧有观念的影响和政策本身的复杂性，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对货币政策的模糊认识。

　　 有观点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等并称为公共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一个经济体中最重要的政策，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适时适度的调整解决经济过分波动带来的风险，防止将来调整起来付出更大的成本。但与财政政策等公共政策相比，货币政策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公共政策，它不完全是借助于公权力和政府的强制力实现的，而具有很大的弹性和灵活性，而且它的目标是法定的，不因政府更替而变化。

　　 货币政策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公共政策，与中央银行的治理结构有一定关系。换言之，与央行法律上的相对独立性相关。比如，美联储直接对国会负责，从法律上讲它能够独立运用政策工具，并对货币政策执行结果负责；美联储的资本所有权既不属于国会，也不属于政府，均以股份的形式为联储的会员银行所认购；同时，美联储的财务是完全独立的，经常开支不依靠国会拨款。再如，欧洲中央银行目前有15个成员国，组织机构包括理事会、执行董事会和扩大委员会，理事会是最高的决策机构，决策和预算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不接受任何欧盟领导机构和任何欧盟成员国的指令，预算来自成员国交纳的资本金。再有，日本银行过去隶属于大藏省，在日本经过长期萧条之后，日本对中央银行体制进行了改革，目前政策委员会是它的最高决策机构，独立地行使货币金融政策，但是预算约束要经过财务大臣的批准。在我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是国务院的组成部委，也是国务院三大宏观调控部门之一，在宏观调控方面要加大与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的协调配合，在金融管理事务中要加强与其他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是双协调双配合的机制。《中国人民银行法》中明确规定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行使职责，独立于政府其他部门，独立于地方政府，财务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

　　 但是，仅以治理结构并不能否认中央银行政策所具有的公共性质。因为，无论所处经济体与治理结构的差异有多大，中央银行都具有两个明显的特性，即高度垄断性和所提供产品及服务的准公共性。在很多国家，中央银行代表国家发行货币，承担着重要的金融稳定职能。金融基础设施有相当部分是由中央银行提供的，如支付清算体系、国库管理体系、征信系统等等。这些功能、服务和系统都带有公共或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但是，我们对货币政策的公共性应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职能以及最后贷款人角色，主要在于维护金融稳定和价格稳定并以此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因此，中央银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它向市场提供了多少流动性，而在于它能否创造一个高效有序稳定的环境。对于货币及货币政策的作用，经济学家有很多实证分析。比如，关于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物价之间的关系，结论是货币供应量、贷款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存在长期正相关关系，但与物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这印证了货币政策是一种以稳定为取向的政策。但这一性质和特征并不否认中央银行对经济成长和资源配置的作用。相反，一个稳定的货币政策环境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从而推动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货币政策的统一性

　　 在从紧货币政策背景下，要求实施差异性货币政策的声音很多。与财政政策不同，货币政策总体上属于总量调控政策，不是解决部门、城乡差异的政策。货币政策传导区域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但这种差异解决不应依赖货币政策，正如蒙代尔的货币区理论所指出的，统一货币政策下所带来的非对称冲击（相同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影响的差异）应该通过资源和要素的流动加以解决，而不是差异的货币政策。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货币政策是关注总量的政策。从全社会看，货币总量是否膨胀，经济运行是否存在很大风险，主要根据总体来把握，某一行业、某个机构、某一地区的情况只能作为决策参考。贷款总量控制客观上带有一定的短期干预和强制性，但不同区域贷款目标是市场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一，不同区域信贷资源配置和过去的指标分配不同，它不是由中央银行直接切块的，而是由各商业银行考虑风险后的经济资本情况而自主决定的；其二，信贷总量不能突破，并不意味着各地区之间贷款量不能转换。这种地区间贷款量的替代关系，最终取决于金融生态环境，取决于当地的经济活力，取决于商业银行统一调配资金的能力。

　　 在货币政策统一性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欧洲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目前已有15个成员国，这些国家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差异很大，统一的货币政策在这些国家的传导差异也很大，但是欧盟明确规定，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是统一的。改变差异要靠财政约束和结构改革，而不能动摇统一的货币政策。

　　 因此，在宏观调控时期，各地方要争取到更多的金融资源，就要坚定不移地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坚定不移地进行结构调整，并有效利用多种金融市场。当然，强调货币政策统一性，并不排斥通过政策配合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比如，通过建立各种抵押、担保、保障机制，提高相关主体的民事能力和信贷能力，可以为有效传导货币政策创造条件。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存在广泛的争论。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可以预期到货币政策的变动从而改变其行为，导致货币政策的失效，即"卢卡斯批评"。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样表示怀疑，认为中央银行应放弃"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而遵循既定的规则。凯恩斯学派认为，在低利率情况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即存在"流动性陷阱"。尽管如此，新凯恩斯学派认为价格和工资具有"粘性"，而且信息不充分，这就使得货币政策很可能是无效的。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新的挑战。一个国家如果允许资本流动，就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保持固定汇率，这就是著名的"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还有一层涵义，即要保持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和必要的独立性。简单地说，要实现物价增长控制目标，就必须加强其他目标特别是财政财务约束，即把货币政策目标放在更加优先的地位。这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经济体中尤为如此。

　　 尽管对货币政策是否有效存在争论，但在一些方面经济学家已有共识：良好的微观经济环境、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公信力以及有弹性的汇率体制，对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尤为重要。宏观调控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的,所谓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指的是各微观主体能够遵照市场经济原则行事，对宏观经济变量较为敏感。在我国，情况却并非如此，许多经济部门垄断所带来的高利润使得企业自身资金充裕，不需要太多的外部融资。这些企业对利率变化的敏感性差。此外，从要素市场情况看，地方政府拥有大量的土地和银行资金，为了追求经济的短期发展，地方政府往往以低价给企业土地和贷款。这无形中减少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其利润率。如果该企业是内资非出口型企业，就会因为高利润率引起投资冲动。如果该企业是出口或外商投资企业，则不但会引起投资冲动，而且会因为出口增加和外资流入引发外汇储备的积累。因此，财政分权、企业利益分配格局都会对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产生影响。

　　 1994年以来，在相对稳定的汇率背景下，国际收支双顺差对货币政策冲击逐渐显现。贸易资金流入和资本流入迫使中央银行投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人民银行为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利用各种政策工具对冲流动性，并果断进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使得货币总量保持了相对适度的增长。这一改革进程仍在继续。全球化国际分工新布局、国际货币价值的调整、跨境关联交易普遍存在以及货币政策不同目标的权衡等，都增加了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复杂性。

　　 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货币政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不同国家间货币政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不是完全孤立的。2007年以来，美国为了防止经济衰退，应对次贷危机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不断下调利率，而我国的情况与美国相反，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和物价的不断攀升，需要适度调高利率。不同经济体间主要经济金融指标交互影响和彼此博弈在扩大，也为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带来难度。

　　 货币政策的均衡性

　　 货币政策的均衡性有四个关键词：一是可持续性。在经济学中，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判断经济的可持续性，比如债务率、偿债率、经常项目差额在GDP中的比例、财政赤字在GDP中的比例、产出缺口、通胀水平，等等。

　　 二是平衡。从经济学来讲，平衡实际上是一种差额或者是资产负债表的一种平衡关系，很多经济学家更倾向于用均衡来代替这个词，我们从货币政策来看待均衡，强调的是平衡的艺术，这方面恰好是最难的。货币政策的平衡观应该是在动态中促进均衡。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中央银行的货币调控好似驾船在大海里航行，有时风平浪静，有时巨风浊浪，要适时调整，随时掌握好平衡。这种平衡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平衡虽然有其规律和技术，但也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要达到平衡要求中央银行必须清楚地了解经济运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这往往需要结合各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进行透彻的分析。这并不容易。美国次贷危机充分说明，寻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平衡通常是困难的，流动性过剩与流动性短缺可以在瞬间转换，分散风险和累积风险可以同时并存。所以，中央银行在宏观经济运行中需要把握好平衡。当经济处于高涨时期，人们对经济普遍乐观时，要看准形势，注意风险和稳定的权衡；相反，当经济处于低谷，人们对经济普遍失去信心的时候，要冷静地分析形势，用好调控工具，尽快实现经济复苏。

　　 三是权衡。权衡也是一种平衡，同时也是一种取舍。这里权衡既有内外各种因素的权衡，政治与经济之间的权衡，金融与经济间的权衡，也有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间的权衡。从纯粹意义上讲，货币政策决策永远是次优选择。

　　 四是协调。这方面既有国内不同政策的协调，也有国际间的协调，在经济不断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间的协调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

　　 货币政策的公信力与透明度

　　 透明度与公信力是有机联系的。增加政策透明度是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普遍趋势。比如，欧洲中央银行就在其互联网和年报上公布经济预测模型、政策量化目标、经济金融判断指标分析体系，等等。

　　 透明度是提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社会公信力的重要基础。公信力主要有四个要素：一是科学决策，决策依据和程序合理合法，具有解释能力；二是政策透明，便于公众了解和监督、响应；三是信守承诺，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四是效果良好，能够避免经济出现大的风险。当然，效果不是一年半年来衡量的，是从一个较长时期来衡量的。

　　 重视金融政策沟通是中央银行的普遍趋势，是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和公信力的关键环节。最近几年，政策实施与对外沟通正日益走向专业化、科学化，类似议题的国际交流也日益增多。有效沟通已成为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政策实施的方式和手段。在成熟的中央银行运作中，这种工作方式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且无法替代。与政策实施的其他方式相比，这种方式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它可以随时传达政策意图，引导市场预期，减少经济的异常波动，以有效降低经济交易活动的成本和经济调节的成本。

　　 经过多年的实践，人民银行已经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新闻制度和新闻宣传方式，对外沟通工作逐步深化。比如，定期的新闻信息发布、行领导的重要演讲、政策实施蓝皮书、记者访谈、金融知识展览以及其他形式的信息沟通。随着改革的深入，还应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加强与有关方面的沟通，如培育良好的国际沟通意识，建立相应的沟通战略和方式，有针对性地对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金融问题作出回答，充分利用各种国际论坛和国内外主流媒体传播相应的观点和主张；需要增强政府相关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对中央银行性质、职能和作用的认知，有效传导和实施金融政策，建立金融与经济良性互动的金融生态环境；需要发挥媒体特别是地方媒体的作用，使之成为公共金融教育的重要载体；需要引导金融机构和企业等市场主体积极适应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的变化，最大限度地规避和防范金融风险和财务风险。

　　 货币政策的自律性

　　 中央银行是可以创造货币的单位，但其基础货币是对社会的负债；货币政策基本目标是稳定币值，是为了维护广大公民的利益。这些基本属性决定了货币政策的自律性。自律性，要求货币政策应采取主动的和相对独立的决策。这需要相应的法律约束和制度保证，也需要中央银行始终秉承稳健的传统和品格。

　　 货币政策是约束力非常强的政策。作为最后贷款人，当金融机构出现了流动性困难，并且有可能影响整个金融市场、金融体系稳定甚至经济稳定的时候，中央银行理应向市场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但这是针对整个金融市场、金融体系的，而不是针对单个市场。一般情况下，中央银行不会轻易地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因为，如前所言，中央银行是对整个公众负责的，不能为了局部受益而损害了整个社会公民的利益。换言之，如果单个机构出现问题，并且不涉及全局，最好通过市场方式来解决。

　　 次贷危机之后，中央银行自律性问题再次引起关注。次贷危机发生不到一个月，世界上主要中央银行向市场体系注入了8000亿美元，之后又陆续注入了大量资金，甚至出手救助单个机构，把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用到了极致。这对中央银行传统的规则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同时需要我们研究思考这样几个问题：这是否存在道德风险；是否违反中央银行的传统规则；在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道德风险之间如何权衡；中央银行的做法是否长期有效；中央银行能否代替或有效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等等。

　　 从客观上讲，中央银行调控的货币总量远远大于其他方面控制的总量，中央银行调节社会经济的职责更加凸显了。通过借助中央银行和一些特别安排解决某些经济金融难题是国内外普遍存在的情况。这种社会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随着市场的深化，各种矛盾和因素的交互影响更趋复杂，某一看似孤立的事件具有随时演变为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这给很多中央银行的政策选择带来压力和难度。但是，从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发展规律上看，资金注入是难以持久的，不能代替市场和结构的调整，否则很多难题的解决会变得异乎寻常的容易了。（中国金融出版社总编辑 魏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