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1521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了全国2200多万党员。此时，距离上次代表大会――中共八大的召开已经有将近13个春秋了。而按照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显然，九大的召开拖延得太久了。

　　 为什么不按照党章的规定尽早召开党的九大？这主要是由当时党和国家的政治局势决定的。1956年秋召开的中共八大，对三大改造完成后的我国主要矛盾做了科学判断，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然而，这一正确的判断和方针政策却没有坚持和贯彻下去。相反，党的指导思想却逐渐“左”倾。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左”的错误蔓延开来，后经过“四清”运动，加上当时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左”的思潮达到了一个巅峰，终于引发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样一场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运动的冲击下，各级党委先后被推翻，许多党员干部被审查，基层的党组织停止了活动，绝大多数党员也被剥夺了参加组织生活的权利，在这样一个极不正常的氛围下，当然无法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另外，在此期间形成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江青揭开了其中奥秘：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按照江青等人的逻辑，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叛徒”、“内奸”、“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都是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而这些人一般资格很老，都是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如果不经过“文化大革命”而直接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他们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将进入下一届的中央委员会，甚至还会留在党的核心领导机构。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揭批”，一个个老干部都被斗倒批臭，就不会参加九大了。清除了江青之流的眼中钉、肉中刺，再召开九大，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所谓“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这是江青对迟迟不召开九大的辩解之辞，自然不值一驳，但他们的险恶用心，却可见一斑。

　　 经过几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涤荡”，到了1968年，全国各省（除台湾）、市、自治区已经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文化大革命”已经深入下来，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也先后被打倒，反反复复的社会大动乱有了平静下来的趋势，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条件似乎也已经具备，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为会议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所以，直到1969年的4月，迟到的九大才极不正常地拉开了帷幕。

　　 不正常的代表“推选”

　　 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由基层党组织选举产生。而九大则不然。由于当时各级党委被打倒，都没有恢复或建立，党员也无法参加组织生活，九大的代表不可能由选举产生。当时采取的办法是由中央和各地革委会的核心小组协商推荐代表，实际上几乎完全是由几个核心小组成员说了算，点了谁谁就是党代表。更有甚者，有些不是党员的人也会 “突击入党”，成为党的代表。九大召开之前，张春桥有一句“名言”：“ 要让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派’入党，成为党的新鲜血液，造反派就是要入党做官。”姚文元在上海说：“首先是要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这就是说，头一个条件必须是造反派……第二个条件是在造反派中挑选优秀的。”在这样的标准下，靠造反起家的上海“工总司”司令、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不经过选举，便被认定为九大代表。更为荒唐的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造反派头头陈阿大甚至在还不是党员的情况下，就被“内定”为九大代表。为了让陈阿大尽快入党，张春桥和姚文元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动员陈阿大入党。从写入党申请书，到被发展入党，还不到10天时间。陈阿大入党不到两个月，便由张春桥在“上海市中共九大代表名单”上填上了名字，这也创下了一个纪录。从陈阿大入党到当上九大代表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他们连让陈阿大填写入党志愿书这件事都忘记了，直到他当上九大代表之后，才由别人代笔补填了入党志愿书。更为可笑的是，不知是由于“工作”太忙还是自己疏忽，陈阿大的入党志愿书竟然没有交给党组织，直到他锒铛入狱，才被公安人员从他的抽屉里发现。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标准之下，九大选出了代表1512人，其中，大部分并不是由各级党组织选举产生，而是在所谓“民主协商”和“听取群众意见”之后推选出来的。这也使林彪、江青等人趁机把他们帮派体系内的许多人塞进九大代表名单中，造成了九大在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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