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穿上军装到今天，我的军旅生涯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在我的藏书中，军人的著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非常令我骄傲。这类书中，居于金字塔顶尖位置的，是为共和国的诞生立下赫赫功勋的一代元戎的著作。

　　 这些开国将帅，我大都只是慕其名知其事，但也有一些，曾经因为这样那样的因缘，我亲身见证了他们工作、生活的片段。每当捧起他们的著作，涌上心头的，就是绵绵不断的对于这些伟大军人的怀念。

　　 我接触最多的元帅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不久，叶剑英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人，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我就是在此后不久，第一次走进了叶剑英元帅的家里。但我并不是来执行军事任务，而是为这儿放映的外国电影做同声翻译。

　　 叶帅家的放映厅大约有一百多平方米，简单摆放了七八排椅子，大约有四五十个座位。“今天放映什么电影?”一走进放映厅，我就问那里的工作人员。说实在话，我的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因为这不但是我第一次担任这么高层次领导的同声翻译，而且我似乎对外语已经有些荒疏了。

　　 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摸外文了。在不能提前看一遍电影的情况下做同声翻译，难度相当大。为防止现场翻译遇到困难，临出家门时，我在口袋里揣了本英汉词典。

　　 “《丘吉尔》。”那位工作人员回答。

　　 我马上拿出词典，翻到丘吉尔的词条，默默地把词条的内容记在心上。

　　 不久，叶剑英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走了进来。“这位是新来的翻译同志。”有人指着我向叶剑英介绍说。叶剑英很客气地向我点了点头，问：“今天放什么电影?”

　　 “《丘吉尔》。”我连忙回答。

　　 “噢，《丘吉尔》，好啊，二战三巨头之一。丘吉尔的生卒年分别是多少?”

　　 要在平时，我肯定会被问住的。但我刚好提前在随身带去的英汉词典上查到过，所以马上干脆利落地答道：“报告首长，丘吉尔生于1874年，卒于1965年，享年91岁。”

　　 叶剑英没有再问别的问题，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坐到座位中，说：“开始吧。”我感到，他对我的回答还是满意的。

　　 灯光暗下来，在电影放映机有节奏的转动声中，二战风云席卷了那块小小的银幕。我的心轻轻悬起，思维飞快地跟着剧情转动，像攻克难关一样不断克服一个个英语单词、一段段英语对白，把它们迅速转换成汉语。很快我适应了，许多难度很大的台词，我都能准确翻译出来。

　　 电影结束，灯光亮起。这时，我那颗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下，我发现，我的头上已经沁出一层细汗。

　　 我在叶剑英家做同声翻译，前后长达3年之久，主要翻译英语和德语电影。每次放映电影，叶剑英都会邀请一些朋友和同事一同欣赏，其中不乏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在放映电影前后，他们还会进行话题广泛、无所拘束的轻松交谈。逐渐地，我意识到，对于叶剑英来说，看电影不仅仅是放松身心，陶冶性情，还是一种特殊的交往交流方式。有一次，我去解放军总医院看病，恰好遇到曾经在叶剑英家做过保健工作的马望兰。她告诉我，“四人帮”横行时期，到处弥漫着风声鹤唳的气息，身处高位的叶剑英也不得不处处小心，甚至家中电话机的位置稍有变化，也会引起叶剑英的警惕。在这种情况下，看电影就成了叶剑英与自己信赖的老同事老朋友交流信息、沟通想法的重要方式。

　　 正是由于我和叶帅的家庭有着比较广泛的联系，所以，在我收藏叶帅盖章书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了一个意外，但最终仍然修成了正果。我先是委托叶帅办公室张主任在我购买的《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上盖章，结果他把“中央军事委员会叶剑英副主席办公室”的圆形公章盖了上去。我没有气馁，接着又把这本《叶剑英选集》转给叶帅的侄子叶选基。1998年11月30日，这本书又盖上叶剑英的私章，回到我的手中。

　　 走错门走到了徐向前家

　　 北京后海附近幽深曲折的一条条胡同，不但牵系着我对叶剑英元帅的思念，而且牵连着我和另一位元帅的因缘巧合。

　　 那天，是我第一次去叶剑英家。出发前，为了不走错路，我专门问了曾经去过叶剑英家的老同志，把他们说的路线详细记在本子上。可是，真的到那儿时，我还是迷惑了。寂静的巷道，相似的院落，究竟哪个才是叶剑英的家呢？眼瞅着暮色四垂，华灯初上，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敲响了其中一户人家的门扉。

　　 “你找哪儿?”

　　 那是两扇铁门，严严地关着。听到我的敲门声，铁门上狭窄的瞭望孔打开了，里面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

　　 “请问，这是叶副主席的家吗?”

　　 “不是。”

　　 “我是总参的，来执行任务，请问叶副主席家是哪个门?”

　　 听说我是总参的，瞭望孔里的战士略微放松了一些，伸手指了指斜对面的一个院落：“那一家。”

　　 从那天晚上起，我开始为叶剑英做同声翻译工作。但我时常会想，我曾经走错的那一家究竟住着谁？能住在叶剑英的对面，一定也是位了不起的大首长了。和叶剑英家的工作人员逐渐熟悉后，有一次，我决定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对门是谁的家呀?”我问。

　　 “你不知道吗?那是徐帅的家。徐向前元帅。”

　　 真没想到，一条巷子居然住着两位元帅，而且还是比邻而居。中国人讲究“居必择邻，游必就士”，可见二位老帅的融洽和默契。

　　 1977年，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余毒，加强整军建军，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徐向前被任命为军委战略委员会主任。这一职务一直伴随着徐向前，直到他1990年去世。我由于从事国际战略研究，曾经多次为徐向前提供战略研究资料。因为这些原因，我和徐向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有了一些联系。

　　 我所收藏的《徐向前军事文选》，上面的印章，是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帮助盖的。徐小岩也是一位解放军的将军，曾经将他的著作《信息作战导论》(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签名赠我。同样，通过徐小岩，2004年9月21日我又得到了徐向前夫人黄杰亲笔签名的摄影集《徐向前和黄杰》(长城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这本书上还钤盖了徐向前和黄杰的印章。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徐向前的印章，《徐向前军事文选》上的印章是阴文的，《徐向前和黄杰》上的印章是阳文的，二者的字体字形几乎完全相同，构成了一个阴阳互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

　　 2007年6月18日，黄杰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我和陈昊苏的“秘密协定”

　　 1996年7月，在一次会议上，我遇到了陈毅之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由于都是从事外交工作，我和陈昊苏比较熟悉。我说：“十大元帅中，我最早知道的是你的父亲。说起来，我还曾经是你父亲的市民呢。”——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我只有10岁，而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位市长就是陈毅。

　　 “我对你父亲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外交战线。他是元帅，又是诗人。所以他在外交中，既有元帅直爽豪迈、横扫千军的一面，也有诗人激情澎湃、机智幽默的一面，给人的印象太深了。”我对陈昊苏说。

　　 陈昊苏说：“确实，我父亲恐怕是世界上惟一的既是元帅又是诗人的外交部长了。”

　　 “你记得吗？1965年9月29日，他在外交部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等候美国人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那个气概，震古烁今。”

　　 陈昊苏当然记得。不但陈昊苏记得，凡是老资格的外交工作者几乎都记得，因为那是一次令世界惊叹的成功的记者招待会。

　　 “各位记者阁下，你们可要警惕。你们到中国来，要当心被‘洗脑筋’啊!”

　　 这是陈毅的开场白。当时，西方国家常用“洗脑”一词来歪曲丑化中国，陈毅信手拈来，诙谐地加以回敬，同时使严肃紧张的气氛顿时变得放松。

　　 当日本记者打听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情况时，陈毅诙谐地说：“中国已经爆炸了两颗原子弹，我知道，你也知道。第三颗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何时爆炸，你们等着看公报好了。”幽默的话语，引得满堂记者大笑。但陈毅非常清楚世界人民特别是受过核武器伤害的日本人民的担心，他接着说：“中国保证任何时候不首先使用原子弹。我们的核武器只用于防御。”

　　 面对各种挑剔的问题，陈毅胸有成竹，从容不迫，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充分展示了新中国坚强无畏、豪迈乐观的精神面貌。

　　 “当时，我正在我国驻民主德国使馆工作。看到这次记者招待会的文件后，我们都备感振奋。在我的印象中，外交场合中如此慷慨激昂而又透明坦率的讲话，在国际上都是罕见的。”

　　 “的确，当时的外国驻北京记者也普遍认为，我父亲的讲话，是他们在职业生活中所经历的最激昂的讲话。”陈昊苏说。

　　 在谈到我的藏书爱好后，我发现陈昊苏对我的爱好很感兴趣，于是说：“搞外交的，既讲究公开发布新闻公报，也讲究密约。我们能不能订个秘密协定？”

　　 “什么秘密协定？”

　　 “请你送给我一本陈老总的著作，盖上他的印章。”我故意压低声音说：“悄悄地，不要让别人知道。”陈昊苏笑了：“没问题。一言为定。”

　　 不久，我收到了钤盖两枚陈毅印章的《陈毅诗词全集》(华夏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其中一枚镌刻的是陈毅的字“仲弘”。陈昊苏还附上一信：“秘密协定已经履行，敬祝建军节快乐!”落款时间是“1996年8月1日”。

　　 《陈毅诗词全集》不但汇集了这位元帅诗人的华彩篇章，而且凝聚了陈毅夫人张茜的全部心血。陈毅去世后仅70天，张茜也被确诊肺癌。张茜“强扶病体理遗篇，争取分阴又一年”，倾尽全力编辑整理陈毅诗词。可惜没等到出版，1974年3月20日，张茜也离开了人世。1977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张茜整理的《陈毅诗词选集》。1993年2月，陈昊苏对全书的编排结构作了进一步调整，增加了陈毅早期诗作，并更名为《陈毅诗词全集》，由华夏出版社再次出版。

　　 这是那年建军节，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来源：人民政协报 熊光楷摘自《藏书·记事·忆人》熊光楷著 新华出版社 2008年版 3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