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8时，唐家山堰塞湖开始泄流后，记者董素玉在涪江铁路大桥下采访。

　　 从6月4日按照新华社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的命令奔赴绵阳，到13日接到新的采访任务离开，记者在绵阳整整驻守了十天。

　　 绵阳，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自古就有“蜀道明珠” “富乐之乡”的美誉，是四川省第二大城市。然而，6月4日，当记者乘车行驶在绵阳街头，看到的几乎是一座空城。这座刚刚遭受了8.0级大地震的城市，正在面对近2.5亿立方米堰塞湖的灭顶之灾。

　　 在接下来的十天时间里，记者有幸和这座城市的坚守者们一起见证了它的悲壮、坚韧和重生。在即将告别绵阳的时候，有太多的话想留给座无数次打动我的城市，而此刻涌上心头的竟是几个普通的画面。

　　 老警察的沉默

　　 从6月5日开始，由于唐家山堰塞湖不断上涨的水位，绵阳已经进入“决战”状态。记者接到的任务是随时报道洪水流过涪江的情景。

　　 由于余震和堰塞湖的双重威胁，此时的居住绵阳城区的人口已经从130多万缩减到30多万。晚上九点，当记者和同事朱立毅连夜冒雨行进在绵阳街头，看到的是一片冷清和黑暗，甚至很难找到一个问路的人。

　　 涪江的最佳观测点应该是涪江大桥，而当我们好不容易赶到涪江三桥，却被一个五十多岁的警察厉声喝止：“这里是三分之一溃坝区，任何人不许停留！”

　　 记者只好决定前往涪江铁路大桥，但又不知道路该怎样走。这时，那位刚刚还板着面孔的警察默默地打开车门，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为我们引路。

　　 望着窗外涪江两岸已经空无一人的黑压压的楼房，这位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老警察感慨地说：“知道吗？以前绵阳的夜晚很美的。”说完，沉默地转回了头。

　　 由于天气情况的瞬息万变，直到6日晚，唐家山堰塞湖泄流也没有大规模地开始。在涪江铁路大桥附近守候了一天一夜的记者觉得身心疲惫，这时记者再次想起了那位不知道姓名的警察。从5月25日唐家山堰塞湖疏散群众工作启动开始，他已经在那个最危险的位置坚守了十几个日日夜夜。

　　 绵阳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胡钢告诉记者，从5.12大地震发生以来，绵阳市的所有公安干警、解放军部队、政府工作人员一天也没有休息过，冒着随时会溃坝的风险日夜守护着这座他们挚爱的城市。

　　 蹇老师的笑脸

　　 大地震发生近一个月后，在绵阳市长虹培训中心，这个北川中学复课后的临时校园，记者见到了蹇绍奇老师。那时正赶上师生们午休，蹇老师在一片灿烂的阳光中热情地向记者介绍学校复课后的情况。

　　 “从这次地震中能够活下来的人都是幸运的，我们要教育学生活得更坚强，更自信，我们也要考虑学校新的规划。”这个高高大大、面堂黝黑的中年男子一脸的微笑。

　　 我们已经很难从那张笑脸背后读出伤悲。就在30天前，就是这位北川中学的团委书记，为了组织抢救身边的学生，没有顾及还在废墟下呼唤他的女儿。几个小时后，当他返回女儿身边时，女儿已经没有了声息。

　　 长虹企业文化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6月1日那天，为了给这个伤痛的校园带来快乐，他们策划了一场篮球比赛，蹇老师是解说员。“那是我听过的最幽默的解说，把全校的孩子都逗乐了。”

　　 蹇老师的女儿也是这所中学的学生，十七岁，能歌善舞，地震发生前刚刚在全国奥林匹克英语竞赛中获奖。至今，妻子还在埋怨他，为什么没有及时去救女儿。没有人能够体会，这位坚强的老师，该用多大的毅力把悲伤收起。

　　 杜洪芬的心愿

　　 九洲体育馆是绵阳市最大的受灾群众安置场所，由于不在必须转移的三分之一溃坝区，这座体育馆将近30000万名灾区群众疏散后，在工作人员的组织协助下，还有5000受灾群众安置在这里。

　　 今年快四十岁的杜洪芬和丈夫5月25日被安置在九洲体育馆院内的帐篷中，在这个大约二十平方米的帐篷里一共住着5户人家，共12个人。记者采访杜洪芬时，她刚刚吃过晚饭，正坐在帐篷外乘凉。

　　 地震发生时，杜洪芬和丈夫正在汶川硒龙工厂打工，他们从工厂倒塌的废墟中逃了出来。杜洪芬的家住在北川的县城里，从地震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回去过，她从朋友的口中得知，自己的父母已经在地震中遇难，唯一的儿子目前寄养在朋友家中。

　　 “那你们觉得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面对记者的提问，杜洪芬想了一下。然后，这位朴实妇女的要求完全出乎记者的预料，她的要求不是回去拜祭遇难的父母，不是见见地震后就再没看见的儿子，不是要改善拥挤的帐篷中的生活条件，而是——“我想在这里找份工作！”

　　 “有个工作，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了。” 杜洪芬充满希望地告诉记者。

　　 6月13日，当记者离开绵阳时，堰塞湖的危险已经在两天前解除，大批转移疏散的绵阳市民开始陆续返城，绵阳的生机正在重新焕发。

　　 一个在大地震与悬湖双重考验下的城市，选择了“坚守”“微笑”和“希望”，还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它重生的脚步呢？（新华社记者 董素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