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滨海新区因其定位之高、政策“含金量”之足，被称为继深圳特区、浦东新区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 资料图

　　 【编者按】

　　 2008年，时值中国改革开放30年。作为改革开放标志的“特区”，在这一年迎来新发展。

　　 市场盛传的消息称，此前“五区一点”(即五个经济特区，一个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特殊经济区域提法有望在今年正式修改为“五点一区”(即五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和一个深圳特区)。从经济特区到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称呼变化，折射出中国区域发展由单纯的经济改革为主过渡到行政配套体制等综合改革并行的战略转型的标志。

　　 上海证券报记者历经3个多月的实地考察，深切体会到中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几大区域将成为新世纪的领跑者。因此，适时推出《聚焦中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系列调查，力图展示这些特别地带在成长中的故事，揭示其间孕育的巨大能量和希望，也直面并剖析可能遇到的问题。

　　 我们将第一站选在天津滨海，不仅仅因其是“新生儿”的代表，更因其定位之高、政策“含金量”之足，被称为继深圳特区、浦东新区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

　　 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地位比肩，滨海新区的优势在哪？瓶颈在哪？任务如何？执行效果又将如何？这些问题一直围绕着这个北方重镇，也成为我们这些天探寻的主题。

　　 “滨海的决策者很有自知之明，他们不做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的承诺，比如‘全国金融中心’或‘经济引擎’。他们也知道优势在哪里，能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产业和区域定位。比如金融先行，比如注重产业创新和总部概念。”一位深谙滨海历史的区域专家，这样概括滨海的起步。

　　 2008年5月9日，首届陆家嘴金融论坛在上海举行。一行三会(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最高领导及顶级国际投资银行管理者悉数到场，围绕世界金融与中国经济格局等重要问题展开讨论。彼时，北京高调提出定位全国金融中心、天津滨海刚刚获批综合配套改革试点，金融创新基地成为试点的首要内容。而在与浦东新区、深圳特区等地激烈角逐后，OTC(非上市股份制企业股权柜台交易)最终落子天津滨海。一时间，金融主导权的区域之争在市场甚嚣尘上。

　　 1个月后的6月10日，第二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在天津举行。虽然不及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的国家级规格，但因为是在天津滨海获批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后的首次金融盛会，会议同样引来包括541家国内外股权投资基金、1600余家工商企业和330家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火爆参与。

　　 短短2天的会议，众多老外云集，包括国家发改委、外汇管理局等政府机构高层穿梭其中，这在过去30年的天津堪称少有。兴奋与激动之情明显地写在每一个天津工作人员的脸上。人们已经意识到，以滨海新区为轴心的天津，即将成为特殊经济区域概念下的另一块新热土。

　　 “这次我们主要是来了解一下天津滨海的规划与发展情况，比如OTC市场以及直接融资战略等。”成都一位从事金融托管工作的部门负责人告诉上海证券报记者。而根据记者了解，包括上海浦东、武汉、长沙等多个涉及综合配套改革概念的区域，来滨海“刺探军情”者众多。

　　 综配改革

　　 政策支持下“先试先行”

　　 中国的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起步于浦东新区。2005年6月，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一味的经济发展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情况下，中央决策层将“特区”概念发展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核心内容是将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充分结合，在区域政策上也改变一味地在税收等方面进行优惠支持，转而采用“先试先行”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经济、行政等各领域提出创新思路，获批后进行区域试点，进而推广至全国。

　　 2007年，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得到快速推进，6月成都、重庆两市获批设立成渝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12月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到2008年3月的“两会”期间，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方案宣布获批。至此，全国特殊经济区域概念下的综配试点发展为5个。

　　 与此前几个综配方案不同，滨海新区引来了市场前所未有的轰动。“成都与重庆侧重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武汉与长株潭侧重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经济学家任国刚介绍。而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则凭借金融为主、大综合配套的概念被称为“中国现阶段最具含金量政策”，“中国经济发展第三极”等说法也纷至沓来。

　　 《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将滨海新区定位为立足天津、服务环渤海的东北亚现代化制造研发基地、中国北方航运和国际物流中心以及生态宜居海滨新城。文件介绍了天津滨海未来10项改革创新内容，其中，金融体制、科技创新、行政管理和涉外经济体制又是组织实施的重点。而在金融改革中，原则性同意天津设立OTC市场一度最受市场关注，因为这是第一个全国性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市场。

　　 “在目前的体制下，‘政策为王’不可避免，虽然各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均有‘先行先试’权，但因定位不同，权限和政策倾向也会有所不同。”一位南开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专家称。

　　 正是秉持这一尚方宝剑，天津滨海金融产业发展的速度加快。“目前天津的目标是北方经济中心，其重点是综合配套改革，综合配套改革的重点是金融，金融的重点是直接融资。”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表示。

　　 戴相龙，天津滨海新区重要推动力量之一。2002年至2007年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市长。此前多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职。2008年1月，调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推动天津滨海新区不是我的私利，我离开天津市政府工作，还是这个观点。”在刚刚结束的天津融洽会上，戴相龙直言不讳，所到之处也引来了天津人尤其热烈的掌声。

　　 仅从戴相龙的职业轨迹看，天津在未来发展中对金融业的重视程度可窥一斑。而接棒者张高丽，曾先后任深圳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以及山东省委书记。“即了解南方特区又了解北方经济是张高丽的最大特点，其调任天津市委书记则显示了中央决策层对滨海新区的长远用心。”南开大学某区域经济专家向记者表示。

　　 “中国未来在大量利用外资的同时，还应继续积极扩大中国对外国的投资，同时加大直接融资比例。”这是戴相龙作为从业经验丰富的金融学家，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判断，也是他作为天津滨海新区规划者之一对滨海金融改革提出的核心目标。在他眼里，“金融创新大家都可以试，但滨海可以是重要的落脚点。”

　　 戴相龙介绍，2007年国际资本流动总额达到1.5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且越来越多的比例流向发展中国家。现在国际资本流动中有75%以上是直接融资，而且并购量越来越大。于是，如何使天津在这种金融格局下发挥更大作用成为金融改革创新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