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是我们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也不是我们一个国家能够解决得了的问题。国际市场供求状况，既有经济增长的因素，也有国际政治力量博弈的成分。原材料、能源和农产品等的需求过旺，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需求造成的，控制中国一国的需求，对于改变国际市场整体的供求关系的效果是有限的。中国的需求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间需求，最终需求来自国际市场。减少中国的中间需求，意味着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削弱，意味着众多出口企业的经营困境，意味着大量就业机会的丧失。

　　 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世界性的通胀是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货币的现象，说白了是美元的现象，而不是人民币的现象。中国的中央银行不应该对此次通胀负责，也负不了这个责。过紧的货币政策，对于通胀的抑制作用是有限的，但会造成严重的资本供给不足，使大量企业陷于经营困境，破坏经济的供给能力，反而会使通胀恶化。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运用得好，是帮助我们度过通胀难关的资本，运用得不好，是我们丧失货币主权，承受国际资金巨大冲击的祸害。

　　 世界通胀是需求拉动的，而中国的通胀更应当按照成本推动来应对。因此，反通胀的基本思路应该是降低成本和度过高成本的难关。对于企业，要帮助其降低成本，要放贷款，要减税，要鼓励提高效率和节能减排的投资，尤其是要支持中小企业，鼓励创造就业；对于老百姓，要帮助其承担价格上涨后的生活成本，要对低收入阶层进行更大力度的补贴，要提高农产品价格。

　　 在反通胀的思路方向上，应当逐步从控制需求，转向支持供给。没有企业哪有经济？没有供给哪有经济？改革是最终的出路，价格管制是改革的倒退，对生产企业的财政补贴同样也是改革的倒退。在政策手段上，应当逐步弱化货币政策，强化财政政策。改变财政收支增长远远高于整个经济增长和其他经济主体收支增长的状况，调整财政收支结构，让广大老百姓富起来。一、关于农产品价格

　　 我们面临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全世界都面临着通胀，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一轮通胀不是我国所特有的，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因此，通胀的对策也就必须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寻找，在国际市场上寻找，而不能在经济如此国际化的环境中，关起门来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如果我们试图依靠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对付通胀，其效果一定是有限的。而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我们单方面的、超出自身经济承受限度的努力将不可避免地削弱我国的经济竞争力，损害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农产品、食品价格上涨是我国通胀的最主要成分。在这里，我们不讨论在消费价格指数中这部分价格上涨的影响是否被过分夸大。可以肯定地说，农产品、食品价格的上涨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不是我们一个国家能够左右的。农产品的供求状况除了受气候影响之外，也与有些发达国家拿粮食来制造能源有关。然而，正是那些天天吃着牛排的人说，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多吃了两口肉造成了世界的粮荒。当今的粮荒，除了天灾，还有人祸。人祸从何而来？我们需要知道谁从全世界的粮荒和农产品涨价中得到好处了？可以肯定地说，从粮价大幅度上涨中得到好处的不是我们中国，而是那些粮食生产和出口大国，那些一直为农产品价格补贴打得不可开交的国家。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主要的决定因素绝不是我们国家的国内需求，而是来自那些从粮价上涨中获得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国家。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有长远的思想准备，国际粮价的上涨恐怕不是短期的过渡性现象，因此也不是我们咬咬牙挺一挺就能够过去的。即使粮食价格的回落，也很可能只是短期的现象。不要寄希望于强制性的粮食限价政策躲过粮食价格上涨的高峰期，等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粮食价格上涨的压力会自然消失，那时候就可以回归正常的粮食价格政策。

　　 从我们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农产品和食品价格上涨、质量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是大势所趋，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农产品和食品价格的提高有利于粮食供应的增加以及食品质量和安全性的提高。相反的，如果强制实行粮食限价收购和限制农产品价格，就会严重打击农民的积极性，损害农民的利益，这与支持三农的大政方针是矛盾的，与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提高农产品价格是大势所趋。

　　 当然，提高农产品和食品价格，不能不考虑对于群众生活的影响。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一定会因为粮食价格的上涨而受到很大影响，政府应当加大这方面的财政支出，对受影响的城乡低收入阶层进行足够的补贴。2007年，财政收入总额超过了50000亿元，2008年一季度，财政收入增加35.5%，税收收入超过33.8%，对于这点生活补贴，财政是完全可以承受的，而且是应该承受的。至于中高收入阶层，甚至比较大部分的城镇居民(当然不是全部城镇居民)，是能够承受在现有水平上增加一二百元，甚至更多一些的食品支出。

　　 我们的结论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来自国际市场和国际力量的推动，并且，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很可能是一个短期内无法改变的趋势，我们应该顺势而为，乘机推进农产品价格改革，在农产品食品价格上涨的同时，较大幅度地提高对于低收入阶层的补贴。

　　 二、关于原材料和能源价格

　　 原材料能源的价格上涨，主要是因为国际市场的需求拉动，来自中国的直接需求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只是国际最终需求的中间需求。在最终需求中，中国只是国际市场总需求的一部分。对于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来说，原材料能源的价格上涨主要是一种成本推进的通胀。如果一味压制中国的国内需求，对于抑制国际性的通胀的效果是有限的，不仅如此，还将给我们的国际竞争对手让出更多的空间，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从国际市场进口的原材料和能源的涨价，对于我国的企业来说，无疑是成本推动的产品价格的涨价压力。因此，从最为直接的层面上来说，由此引起的通胀是成本推进的。但是，也有人进一步分析国际原材料和能源市场的价格上涨的原因，他们非常正确地看到了国际市场的原材料能源价格的上涨主要因为过于旺盛的世界性的需求拉动。从国际贸易来看，来自中国的需求构成了国际市场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这第二层面来说，原材料能源的价格上涨是需求拉动的通胀，中国的需求在国际市场需求中举足轻重。到这里为止，这样的分析和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再往前推一步，认为要抑制国际市场的价格上涨，就要抑制国际市场的需求，而要抑制国际市场的需求，就要抑制来自中国的需求，要抑制来自中国对于国际市场的需求，就要对中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那就错了！因为，这不是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完整故事。要是我们更进一步地分析来自中国的需求，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因为国内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增加的对于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最终的需求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国际市场。比如，据有关估计数据，我国出口的钢材，加上机电、家电等产品的钢铁含量，一共达到八千万至一亿吨。换句话说，虽然我们进口大量的铁矿石，但用来炼成八千万至一亿吨钢铁的铁矿石的真正需求来自国际市场。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中国加工后出口的相对价格较低的产品缓解了全世界的通胀压力。但同时，国内的企业和人民却承担了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

　　 可见，从2006年开始，我国出口中暗含的铁矿石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新增加的铁矿石进口。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来自国际市场的最终需求，我们可以大幅度减少铁矿石的进口。有一种观点认为，因为中国的铁矿石进口是导致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大幅度上涨的边际增量需求，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如果要减少这部分来自中国的中间需求，就是意味着我国企业减少出口相应的钢铁和含钢铁的产品如机电和家电产品等。这样，国际买家不从中国进口，会转向其他国家进口。我们抑制需求的结果是主动让出国际市场，给国际竞争对手更大空间，而国际市场的原材料能源需要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价格上涨的压力也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

　　 钢铁如此，能源也如此。中国进口的石油中，也有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出口产品的消耗。这部分的需求最终并不是中国人民和中国经济的消耗。当然不能记在我们头上！

　　 至于中国国内的最终需求，一方面要从生产的角度来看，适当的对策应该是帮助和推动企业提高效率，减少能源和原材料消耗。这是需要投入和投资的，需要降低企业的负担，需要营造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的机制、政策和环境；另一方面从生活消耗来看，不能责怪中国老百姓生活消耗太高，我们的生活能耗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低得可怜的，只是人家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

　　 如果以牺牲经济增长、企业竞争力以及老百姓生活质量为代价降低我国的能源和原材料需求，是损害国家利益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对通货膨胀的正确措施应当是从税收甚至直接的财政支出方面帮助企业更新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不是增加企业负担，迫使企业不得不减少投入和投资。

　　 综上所述，农产品、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上涨，主要是国际市场的现象，是由国际市场的需求拉动的。而国际市场的需求增加，既有直接或者间接地来自国际经济增长的固有需求，比如原材料能源；也有一些国家有意制造的需求，比如拿粮食造乙醇。中国凭一国的努力，控制国内的需求对于减少国际市场整体需求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将目前的通胀误诊为国内需求拉动，采取严厉的控制需求的反通胀政策，不但不可能遏制世界性的通胀，而且极有可能损害我国的经济增长，损害我国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国际竞争力，损害我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我认为，对于我国企业来说，这些价格的上涨就是成本的提高，成本的提高迫使他们的产品价格的上涨。因此，应对目前通胀的正确政策应该是一方面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尽量消化输入性的成本膨胀，在此基础上，实在需要通过产品价格上涨化解成本提高的，产品价格该涨的也得涨；另一方面，要真正关注民生，加大对城镇中低收入居民以及农民工的补贴力度，尽量避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民生活水平反而下降的现象发生；落实支持三农的政策，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使留在农村的农民也能够分享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