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近五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绩效为世界所瞩目,这与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宏观调控的不断改善是紧密相关的。就近五年来的宏观调控来说,在新的背景下表现出许多新特点。进入2008年,宏观调控又面临着一些新挑战,包括突如其来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的冲击等,但全国经济运行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宏观调控的“双防”基调不会改变,本轮周期尚不会结束,还不能断言经济增长率由升转降的“拐点”已经出现。
本轮宏观调控的新背景
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与以往相比,面临的经济背景出现了许多新变化,主要表现在:
——体制基础发生变化。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发展,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经济活动的主体多元化和市场化了;另一方面,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等各类要素市场不断发展和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体制基础的这些变化,提高了市场的运行效率,使经济的供给能力大幅增强,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煤、电、油、运、材(重要原材料)等瓶颈明显缓解。与此同时,体制基础的变化,微观主体行为的市场化,以及市场机制的完善,也为市场化调控奠定了基础。
——工业化城镇化加速。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迅速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继2001年突破1000美元之后,2006年又突破2000美元。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这些因素相互推动和促进,加之上述体制基础变化使经济的供给能力大幅增强,都使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比过去有所提高。但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加快时期的情况也表明,这一时期也是产业结构变动较大、经济波动幅度较大的时期。这为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近五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对外经济关联的广度与深度都上了一个新台阶。我国顺利度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迅速发展,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同时,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对外投资出现强劲的增长势头。资本账户有序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顺利推进,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这些既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拓宽了空间,同时也给宏观调控增加了难度。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我国经济30年来的高速增长,在显著提升经济总量规模、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也存在和积累了一些突出问题。诸如投资与消费之间、一二三产业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能源和环境的约束加大;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还不少;改善民生的任务还很重,等等。这就要求宏观调控在实施总量调控的同时,要与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密切结合,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本轮宏观调控的新特点
宏观调控背景的新变化,引起了宏观调控操作上的新特点。
首先,宏观调控主要采用市场化手段。体制基础的变化为市场化调控创造了条件。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基本上是以市场化调控为主,即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充分发挥货币信贷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外贸政策、外汇政策等多种政策的组合效应。同时,综合运用多种市场化工具,如在货币信贷政策中,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公开市场操作、窗口指导等工具。
其次,宏观调控努力把握潜在经济增长率并多次小步微调。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会有所提高,但经济波动幅度可能会加大。宏观调控的任务就是努力把握好潜在经济增长率,既要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不大起、不过热,又要防止经济增长速度严重下滑。为此,宏观调控要适时适度,采用多次小步微调方式,使市场活力得到有效保护。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正常限度被充分利用且不引发严重通胀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率表明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现实经济运行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如果现实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就会过热;低于潜在增长率,就会偏冷。使现实经济增长维持在潜在增长率周围而不发生大的偏离,这是对宏观调控的重要考验。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长达十年的“新经济”繁荣,一方面体现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体现了美联储所采取的适应性、多次性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我国本轮宏观调控也是认识到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水平,采用多次小步微调方式,以尽可能长地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06年至2008年5月,就货币政策而言,共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7次,每次一般是0.5个百分点。2007年内加息6次,每次一般是0.27个百分点。
第三,宏观调控开始具备开放的大视野。我国经济的内外关联更加紧密,离开开放的大视野,一些问题就难以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解决。目前经济运行中的“三过”问题,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其实都与我国总储蓄大于总投资这样一个国内经济的大格局有关。在总储蓄大于总投资的格局下,需要依靠外需来弥补内需的不足。而外贸顺差的大量积累,又进一步导致货币投放过多,流动性过剩加剧,进而形成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和资产价格上涨。因此,在宏观调控的政策操作中需要注重内外关联。比如,为缓解国内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对内政策方面采用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等措施;对外政策方面又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取消或降低高耗能、高排放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对资源性商品开征或提高出口关税,积极扩大出口,鼓励企业“走出去”,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等。这样,既有利于解决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又有利于解决外贸顺差过大,还有利于促进节能减排。
第四,宏观调控指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针对经济增长中长期存在和积累的突出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宏观调控中注重与政府其他经济职能相协调,做到了“四结合”,即宏观调控与结构调整相结合,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结合,与体制改革相结合,与改善民生相结合。比如,为解决农业基础薄弱、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结构性问题,宏观调控坚持了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不搞急刹车的原则。为了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一方面,不断总结经验,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把一些适合我国国情、行之有效并具有长期意义的宏观调控措施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另一方面,不断推进和深化各项改革,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本轮宏观调控面临的新挑战
进入2008年,本轮经济周期内的宏观调控又面临三个新挑战。一是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由“单防”(防止经济过热)变为“双防”,即2007年12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这就要求把握好抑制通货膨胀与保持经济适度增长、促进就业之间的平衡点。
二是来自国际的外部经济冲击,诸如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蔓延,美元持续贬值,国际市场上油价、粮价、原材料价格不断变动和上涨等等,这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许多不利影响。
三是国内突如其来的严重自然灾害的冲击,包括1月中下旬的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和“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等,又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一些新的不确定因素。
这些新挑战进一步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就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来说,其对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尽相同。此次地震灾害对经济增速既具有向下拉低又具有向上推动的双向影响。向下拉低经济增速的原因是:灾区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各种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大量人员和劳动力伤亡等。向上推动经济增速的因素是: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扩大了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这将转化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以上两个方向的作用可能是向上推力大于向下拉力,净影响可能是推高经济增速。此次地震灾害对通货膨胀可能会产生向上的压力。这是因为灾区的粮食、肉禽等生产和供给能力受到影响,而灾区的食品需求急剧扩大,有可能助推食品价格等进一步上涨。总的看,全国经济运行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宏观调控的“双防”基调不会改变,但鉴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的不可测、不确定因素较多,宏观调控需及时灵活地把握好节奏、重点和力度。
过去,我国经济周期的上升期都很短,只有短短的一两年,经常表现为大起大落。而本轮经济周期从2000年进入回升以来,至2007年,已连续8年在8%以上至11%左右的上升通道内平稳较快地运行。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周期波动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2008年,在“双防”之下,经济增速可能略有回落,如根据大多数有关机构和学者的预测,下调为10%左右。这是不是说,2008年是本轮周期中经济增长率开始由升转降的“拐点”,而本轮周期行将结束呢?这涉及到经济周期的波形问题。在一个典型的经济周期中,波形比较简单,即一起一落,其中只有一个高峰,可称为“单峰型”波动。而在现实的经济波动中,可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波形,如在一个周期中可能会出现两个高峰,可称为“双峰型”波动;也可能出现三四个高峰,可称为“多峰型”波动。在“双峰型”和“多峰型”波动的情况下,峰与峰之间的微小起伏不宜称为“拐点”,而可称为“高位调整点”。经济增长率略有回落,不等于就是“拐点”出现。这还要看随后年份的情况,如2009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一个较低点,那么可能意味着本轮经济周期结束,下一轮周期以此为起点开始;如果2009年经济增长率又有所上升,则不能认为本轮经济周期已经结束,只能认为经济是在高位调整。(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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