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有人问我：“如果这场地震发生在美国，也会死很多人吗？”

　　 我说：“不会。在美国，像汶川、北川自然条件这么恶劣的地方，可能压根儿就没几个人住。”而据报道，汶川大地震，中国的直接受灾人口，就达1000多万。

　　 这是常有的思维。发生了天灾人祸，马上会想到如果事情发生在别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会怎么样？比照中，有一种寻求解决之道和反思的内在动机。改革开放后，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先进——不仅是科技的进步，更有高效的管理方式和人文精神。这种横向比较让我们看到差距，也带来可资借鉴的经验。

　　 10年前，大洪灾期间，我也曾问过国家水利科学院的专家几乎同样的问题：“美国人都是怎样抗洪的？”

　　 专家的回答是：“美国人不抗洪。密西西比河的河堤，也不过能防20年一遇的洪水。容易被淹没的地区，保险公司订的费率很高，所以就不大会有人去住，淹就淹呗。”——不像中国，境内大小江河，其易遭洪灾的中下游地区，全都布满了城市和工厂。大水来了，敢不“严防死守”？

　　 在面积大致相当的国土上，住3亿人和住13亿人，活法完全不同。两大地质板块交接处地震多发，而且高海拔，而且交通极为不便，而且地底下没埋什么了不起的宝贝，这样的地方竟然也住满了人——这就是中国国情。

　　 即便是现在，政府和民众都在热烈讨论灾后重建方案的时候，除了北川县城在考虑往一二十公里外的地方搬迁，并没听说有大规模往外地移民的计划。因为谁都知道，根本就没宽松地方可移。离汶川不太远的三峡库区移民，历时十余年之久，百把万人口在大半个中国见缝插针，就连上海人口这样密集的地区都接了安置任务。实在是超饱和了。

　　 你无法想象，曾经有一个时期，有一些在困苦中挣扎的民众，甚至盼望着往灾区移民。他们对生活几乎绝望，以为即使灾民都比自己过得好。小时候，听到广播四川松潘、辽宁海城、河北唐山地震的消息，我居住在穷山沟里累世苦熬的乡亲们，就曾把它当成移民的机会。他们互相打听：“那儿需要‘匀民’（即‘移民’的土称）不？”直到1988年大兴安岭火灾发生的时候，我的老乡们也还在做这样的打听。

　　 谁说中国人安土重迁？那是没见过真正在穷山恶水中生活的最穷困的人民。现在，已经没人打听汶川需不需要从外地接收移民了，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真实的成就之一。

　　 既然注定搬不了家，就只有一个选择：就在脚下这块地方，努力把家建得安全些！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多向日本学习，人家也地狭人稠，且地震多发。美国就算啦，不居危墙之下，我们学不起。

　　 在对地震灾区的电视报道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样的画面：受灾群众从倒塌的家园到安置点暂避，赶着牲口，背着包裹，拿着农具，在山路上蹒跚而行。带的都不是很值钱的东西，但这已是他们灾后所剩的仅有家当。许多年点点滴滴的积累，一朝毁弃大半。重新攒下震前的家底，又需要多少年时间？谁有好主意，能让他们迅速脱贫致富？以后面对灾区来的打工者的时候，我们还能像前段时间那样轻松地推论，废除《劳动合同法》，不给职工上保险，才是真的对职工好？

　　 应对这场震灾，政府和军队行动迅速，东部发达地区对灾区进行对口支援，发挥出了中国的制度优势，效果举世称赞。但也有学者著文推论，从此保险行业应该废除，有啥事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搞“社会主义大协作”就行了，这就未免有点惊世骇俗。

　　 我们是站在中国的土地上，面对差异巨大的13亿人说话。有无数“发达”经验可以信手拈来，有诸多“理论”可以引经据典，但一定要弄明白其用来“操作”的现实土壤。可以说，几乎每一场灾难，都在提醒我们别忘了自己的基本国情，别把中国的事情想简单了。

　　 年初南方冰雪灾害期间，曾有很多城里的读书人提出疑问：这些农民工，为什么一定要在最拥挤的时候往家赶呢？春节真就有那么重要吗？他们不知道，在拥挤的火车站、汽车站背后，是数千万个农村家庭长期骨肉分离。据社会学家报告，由于聚少离多，现在许多地方农村青年的离婚率已经超过了城市！

　　 谁有奇方妙招解决这一难题——彻底取消户籍制度，让农民和市民可以完全平等地居住在一起？有人会讥之为“民粹”；继续保留对迁徙自由的限制？有人会说这“侵犯人权”。左右都不对，而且说你左右不对的，还可能是同一批人。有人说，最好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干脆让票价浮动起来，随行就市，就不存在春运问题了。确实，这办法肯定灵验，票价涨到一定程度，供求自会达成平衡。但是，生生把几千万民工赶下火车、汽车，不让人回家团圆，虽说用的是市场主体自愿选择的名义，又于心何忍？

　　 政治有清明与否，民众有贤愚不肖，但这么大一个国家，处在这么复杂的发展阶段，谁若吹牛说自己手里有完美方案，可以把大家一步领入天堂；谁若吹牛说自己开出的药方能够起死回生立竿见影且无任何毒副作用；谁若动不动就吹牛说“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们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做，看我的”，则其不论左右，都属于“致命的自负”。(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