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肥市场在PPI（生产者物价指数）的搅动下暗流涌动。自去年秋天始，化肥原材料价格一路上扬，化肥的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作为粮食的粮食，化肥的价格不仅牵动着大大小小化肥企业的神经，牵动着每一个流通环节的神经，更牵动着8亿农民的神经。

　　 它更像一个关系到每个人菜篮子的价格信号。因为化肥价格的每一次波动，最终都会经由种种环节，刺激着CPI（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脉搏。在中国人口逐年递增、农村劳动力不断缩减、土地面积逐渐减少以及全球粮食危机的大背景下，化肥的价格更显得异常敏感。

　　 所有人都不希望看到这个关乎国计民生、关乎社会稳定、关乎每一个胃的产业受到伤害。然而中国的化肥产业却又结结实实地受着两面夹攻：一方面是原材料的价格飞涨，另一方面则是针对最终产品滞后的政府限价。这样的局面，毫无疑问，考验着化肥生产企业的耐力，考验着8亿农民的钱袋子，也考验着政府的应对能力。

　　 空气中弥漫着无奈的叹息。

　　 人人有本难念的经

　　 最近几年，没有任何一个年份像今年一样，让71岁的郭地海感到更为沮丧的了。

　　 这个山西省高平市南城区的农民，伺候土地50多年，如今面对逐日拉升的化肥价格，他发现种地是如此之昂贵。

　　 去年秋天，他种了2亩地的小麦。在当地，种一亩小麦一般要施一袋碳铵和一袋磷肥，或者是一袋复合肥。以往，一袋碳铵、磷肥、复合肥和尿素的价格分别为35元、30元、80元和70元左右。但是,市场已经不是往日的市场，化肥价格已悄然上涨，每袋涨幅10~15元不等。这意味着，每种一亩小麦，他要多投入20~30元。

　　 “这点钱我还是能掏得起的。”老人摸摸自己的口袋，憨憨地笑着。

　　 一切都在涨价，小麦的价格也许会随行就市，略有上涨。郭地海相信，小麦价格的上涨幅度，足以弥补他在化肥上的额外支出。

　　 他家剩下的3亩多地，在今年春天种上了玉米。和小麦相比，他更喜欢这种高产高价的经济作物。只是在这个以面食为主的省份，种植小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种植玉米，当地一般是先上底肥，生长期间再追加肥料。底肥多为一袋复合肥，追肥多为一袋碳铵或半袋尿素。如此，种植一亩玉米的化肥投入不过120元。

　　 然而半年后的化肥市场天翻地覆。复合肥的市场价格几乎翻了一番，尿素的价格也上涨到每袋120元左右。高平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提供的信息显示，多种化肥的价格上浮50％左右，有的甚至上浮了80％~ 100％。

　　 “这地种不起了，种不起了。”郭地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嘟囔道。

　　 种植玉米，仅化肥一项，一亩地他就多投入了将近100元。如果算上种子等涨价，种一亩玉米的总投入要比往年高出近200元。

　　 过去几年，郭地海一亩地一年的总收入在800元左右，纯收入能有500元，今年的纯收入却将下降到300元。而在当地，一平方米商品房的价格已经到了3000元~3500元。也就是说，如果郭地海种一亩地，10年的收入才够买一平方米的商品房。

　　 高平所属的晋城市，素有“煤铁之乡”的称号，当地有着全国四分之一以上无烟煤储量，占山西省的一半之多。同时，这个地方还探明有1000亿立方米的煤层气。早在1984年，晋城就被国家确定为全国化肥和化工原料煤基地。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在晋城建设以优质煤为原料的高浓度氮肥基地。

　　 晋城市发改委提供的材料显示，整个晋城去年的尿素（氮肥的一种）产量达296万吨，仅高平一地，就超过90万吨。

　　 此外，在高平西北约70公里处，还坐落着山西省最大的化肥企业天脊集团。这个以两元复合肥为主的企业，年生产复合肥100万吨、尿素45万吨。

　　 然而就是在这个坐拥大量化肥资源，拥有发达交通系统的地方，化肥涨价和化肥短缺也已成为一个铁打的事实。

　　 以经销农业生产资料为主的高平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多年来一直有着高平市化肥市场70％以上的占有量。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表示，面对价格飞涨的化肥，公司有所担忧，怕乏人购买，因此不敢囤积。

　　 “今年的化肥进货至少比去年减少了三分之一。”该负责人说。这意味着，高平市市场上一下子减少了7000吨的化肥，其中还不包括尿素。

　　 为确保农资运送到农户手中，商务部在2005年启动了“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该工程为每个乡级农家店补助2000元，每个村级农家店补助3000元，以便建立发达的农资销售网络。高平市农资公司应商务部的要求，也启动了该工程。在化肥销售旺季，公司就会将化肥运送到每一个销售点。

　　 正是化肥需求旺季，但高平市农资公司院子里的一些工作人员闲着无事，谈笑嬉闹。

　　 “光油钱我们也负担不起。”那位负责人面有难色。

　　 在油价飞涨的今天，短途运输着实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即便想去送，加油也是一件费力的活。记者在山西、河南等地采访时，经常可以看到，路边的加油站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运输车都在排队加柴油。记者所乘坐的一辆大巴司机表示，为加满柴油，他几乎每次都要排两个小时队。即便如此，加油站还不给加满。每次都得和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好说歹说，才能加满油。

　　 农资公司头痛的还不止此。

　　 1998年，国发39号文件规定化肥流通价格逐渐由市场主导，但仍规定，各地省级物价部门可对化肥实行最高零售限价。多年来，化肥出厂到零售最高差价率不超过7％，一直是化肥流通环节的一个底限。

　　 “政府一限价，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高平市农资公司那位负责人大倒苦水。

　　 他表示，和私人化肥经销商相比，农资公司的人员支出和硬件支出，都要大得多，利润空间相对就小很多了。

　　 市场上有私人经营的化肥，但品质良莠不齐，有些甚至是假货。价格虽然便宜些，但上到地里不长粮食。这位负责人说，自己曾多次跟随市政府组织的“农资打假”小组，清查市场上的假冒化肥。虽然也处罚过一些人，但直到今天，市场上的化肥品质仍然不能保证。

　　 郭地海就买到过一次假货，结果那一年歉收。以后，他只买农资公司的化肥。但目前的这个价格，让他有些难以接受。

　　 与PPI赛跑

　　 农民有农民的难处，农资公司有农资公司的难处，生产企业也有自己的难处。在山西这个产煤大省，以煤炭为主要原料的化肥企业也望煤兴叹，大加嗟叹。

　　 高平市晋丰煤化工公司是一家以生产合成氨、尿素为主的煤化工企业。在煤价飞涨的今天，该公司副总经理董湖水“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生存压力。

　　 一般情况下，生产一吨尿素需要1．2~1.4吨煤。但一吨煤的入厂价已经上涨到近1100元，而在春节前，同样的煤只要700多元。

　　 “所有原材料都涨价了，生产成本都快接近政府限价了。”董湖水说。

　　 在当地，尿素的政府限制价为每吨1725元。

　　 不仅煤价猛涨，如今，连买到煤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能买到煤，想要运出去，没有特别的关系，也几乎是不可能的。火车车皮计划很难搞到，公路运输的高费用又让人望而却步。

　　 高平市常年居留着一些买煤的人。江苏人老邓，跑这一带已经多年了，和一些煤炭商及煤老板都有非常好的关系。但即使如此，他依旧很难为老家的化肥厂买到煤炭。这一次，他已经到高平一周多，没有一点儿煤炭的着落。

　　 “再这么下去，我就该转行了。”他苦笑着说。

　　 相对于外地的氮肥企业，当地企业本来拥有资源上和政策上的优势。但现在，守着潞安矿务局的天脊集团也为原材料所困。

　　 该集团供销公司党委书记赵惠民表示，集团年产100万吨复合肥，仅此一项，一年共需要100万吨煤、30多万吨磷矿，以及1000余度电／吨。然而，当地平瘦煤的价格已经达到每吨700多元，较年前上涨300多元，30％的高品位磷矿也涨到每吨300多元，较年前上涨100多元。如果按照往年规模计算，仅原材料一项，成本就要上涨3亿元。

　　 天脊集团的库存也在减少。现在“只有两三万吨”，仅够一星期用。而在以往，该集团的原材料库存一般都有10万吨，最高峰时甚至达到十五六万吨。

　　 秦皇岛的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也有同样的困难。该公司采购部部长高剑波表示，对这家以生产氮磷钾复合肥为主的企业来说，原材料的价格和货源始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其中最让企业吃不消的，是生产磷肥的主要原料硫磺以及生产钾肥的主要原料钾盐。

　　 生产磷肥，除磷矿外，离不开酸。在国内，大都采用硫酸。但由于我国硫磺资源比较缺乏，再加上从其他产品中脱硫的设备和技术相对落后，国内硫酸产量严重不足，年产量只能满足国内同期消费的12％~15％左右，因此硫磺进口势在必行。

　　 市场价格并不会同情企业的困境。有数据显示，硫磺的进口价格已由去年年初的每吨800元左右，上涨到目前的近6000元，涨幅超过600％。硫酸的涨幅也大抵相当。

　　 “这么高的价格，哪个企业能受得了？”电话中的高剑波声音有些黯淡。

　　 在PPI的快速拉升中，钾盐的价格也不甘落后。氯化钾的价格，已经由原先的每吨1800多元，上升到现在的4900多元。

　　 面对如此大的生产成本，中阿化肥有限公司已经开始减产。其本部本有10万吨化肥的月生产能力，但现在已降低到2万~3万吨。库存也在缩减，现在只有7万~8万吨原材料。如果正常生产，这些库存只够维持半个月。

　　 “每个化肥企业的生产压力都很大。一些小企业干脆就关停了。大企业底子厚，还能苟延残喘，但产量至少会减少50％~70％。”高剑波说。

　　 记者致电辽宁西洋特肥股份有限公司，其副总经理闻雷也表示，公司减产了不少。

　　 因为原材料涨价，企业需要准备的流动资金也相应多起来。按照高剑波的估计，一般企业的流动资金至少要翻一番。“本来一年20亿元的流动资金，一下子变成了40亿元，有多少小企业能在短期内保证资金链？”他说。

　　 中国是一个严重缺乏钾矿的国家。钾盐矿已被国家列入急缺矿种之一。虽然没有直接的数据表明钾盐的储量，但可从钾肥的进口上略见一斑。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肥料处处长高祥照表示，中国的钾肥生产虽有200余万吨（折纯），但不足需求量的三分之一，其余的都需由国外进口。

　　 但钾盐的进口权，一直备受争议。

　　 在中国，能够直接进口钾盐的公司有10家，其中包括中化、中农、中阿化肥有限公司及辽宁西洋特肥股份有限公司等。不过，据报道，钾盐的进口权实际上被控制在两家公司手中，而且价格也不透明。其余化肥生产企业想要得到钾盐，必须从这两家公司手中购买。曾有报道指出，控制钾盐进口的这两家企业，仅钾盐批发一项，就有2000元／吨的收入。

　　 记者就此事多方求证，一些化肥专家和官员均认为钾盐进口被控制一说基本成立。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国际肥料工业协会前任主席、中阿化肥有限公司前任总经理武四海就在今年的两会上，做了题为《突破钾资源垄断，保护农民利益》的发言。

　　 不过，武四海现在更关注的是钾盐的国际垄断。他表示，国际上的一些钾盐出口国已经形成了联盟，实行价格垄断。但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钾盐进口大国，还没有形成联盟，因而没有能力与垄断商进行价格谈判。

　　 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每次国际会议，他都会和一些钾盐进口大国协商，争取尽快建立一个国际联盟，以此对抗国际垄断，争取在国际价格谈判中获得优势。

　　 “很多钾盐进口国都表示赞同，建立国际联盟的时机已经成熟。”武四海斩钉截铁地说。

　　 一只挽救市场的手

　　 面对国内如此严峻的化肥市场，政府一直在重拳出击，想尽一切办法平抑化肥价格，保障化肥供应。不过，政府所做的这些，像郭地海这样的普通农户，并不清楚。

　　 近年来，为鼓励硫磺进口，国家多次对硫磺的进口关税政策进行调整。2007年将硫磺的最惠国关税税率下调至1．5％的暂定税率，2008年又进一步降低为零。

　　 不久后，有关部门发公告称，自2月15日至9月30日，将对部分化肥产品开征出口暂定关税，出口关税税率提高至35％。10月1日至12月31日,仍实行20％的税率。

　　 4月17日，财政部宣布，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日前作出决定，在2008年4月20日至9月30日国内用肥旺季内，对所有贸易形式、地区、企业出口的所有化肥及部分化肥原料在现有出口税率基础上，加征100％的特别出口关税。

　　 如此算来，我国化肥出口税率最高将提高到135％。

　　 中国化肥的价格一直低于国际市场。有数据表明，以二铵为例，今年4月份，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在1150~1500美元／吨，而国内同期的价格则为4500~4800元／吨，国际市场价格是国内市场价格的两倍。不过，在征收特别关税后，国内外价格基本持平。去年，中国出口的化肥为600万吨。有专家预测，今年中国的化肥出口将大大减少。

　　 一个月后，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又发公告称，自5月20日起至12月31日止，将对所有企业出口的磷产品在现行出口税率的基础上加征100％的特别出口关税。

　　 在化肥的产品流通环节，政府依旧实行严格的强制措施，规定化肥的最高出厂价，并严格要求商家执行化肥批零差率不能超过7％的规定。

　　 有分析指出，政府的重拳成效显著，基本上稳定了国内的化肥市场。

　　 不过，市场错综复杂，市场上的化肥价格依旧高攀不降。据了解，化肥一般是两级销售，尽管有7％的限制，但两级销售差价就可上升到14％。另外，运输费用和装卸费用是实报实销的。因此，一些商家就把超过7％的部分，打到运输费用和装卸费用中，以此来抬高化肥的价格。

　　 比如尿素，政府的出厂限价为1725元／吨，但经由种种环节，郭地海买到的价格已经达到2400多元一吨，比出厂限制价高出700元左右，提价比例达40％。

　　 据调查，吨公里的公路运输成本在0．35元左右。从厂家拉到市场，算上装卸费用，每吨的价格增加不会超过50元钱。再加上7％的差价，总体上不会超过200元。也就是说，如果严格执行政府限价，从厂家到最终用户，尿素的价格不超过2000元／吨。

　　 记者调查得知，一些企业并未严格执行出厂限价。如果那样，“企业就没法干了”。

　　 “政府也得为我们考虑一下，尿素那1725块钱的限价，还是06年的标准。”一位煤化工企业的负责人说。

　　 也有部分业内人士指出，化肥生产厂家其实并不如自身抱怨的那样亏本。“今年的化肥是去年进的料，成本还没涨得这么离谱。而政府的限制价也会水涨船高的，不会一成不变。企业也各有高招，没有利润，谁会生产？”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政府管得了听话的，管不了不听话的。”他说。

　　 不管化肥企业的动机如何，中国化肥资源的紧缺，才是最最棘手的。

　　 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研究员赵秉强提供的材料表明，如果全世界停止施用化肥，总产将立刻减少一半。而我国粮食单产的二分之一、总产的三分之一是化肥的贡献。化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化肥生产所必需的三种元素中，氮主要来源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磷和钾则主要来源于矿石。赵秉强介绍说，中国磷矿和钾盐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39％和7％，在目前的情况下，磷矿基本上能自给，但30％以上的高品位矿，几乎已经开采完了，低品位矿虽还有，但选矿的成本很高。钾盐的形势则更为严峻，必须依靠大量进口。

　　 “南方如果3~5年内不用钾，北方包括黄淮，如果连续10年不用钾，西北富钾地区，如果连续15年内不施钾，粮食产量至少会下降5％~10％。”他说。

　　 “保障粮食安全首先要保障化肥安全。”赵秉强总在强调这一点。

　　 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肥料处处长高祥照也持同样的观点。他指出，我国人多地少，为保证粮食产量主要依靠单产的提高，而单产的提高离不开养分供应的增加；同时我国耕地总体基础条件差，近年来的状况是，农田特别是质量较好、比较肥沃的耕地被占、被用，新垦、新造农田肥力低下，需要用更多的肥料；一些高产品种也需要更多的肥料。因此要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化肥需求依旧会很强劲。

　　 前一段时间，财政部组织一些化肥专家和化肥企业负责人召开了一次研讨会。赵秉强的同事、农科院土肥所原所长李家康是参会者之一。他表示，研讨会上逐渐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是干脆让化肥生产企业市场化，国家不再限价，直接将补贴给农民。一种是国家仍然对化肥生产企业实行限价，但对企业实行更多的补贴。两种观点针锋相对，最终也没有争出个所以然。

　　 因此，关于中国今后的化肥政策，目前仍悬而未决。

　　 对于郭地海来说，危机和争论都是他插不了手的。“价格高了，我就少买点，再高了我干脆就不买，大不了不种地。”他有些愤愤地说。

　　 化肥难题求解

　　 2007年，中国的化肥总产量是5697万吨，进口量和出口量基本持平。而专家预测，要到2010年，中国的化肥需求量才会达到5400万吨。

　　 “中国的化肥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郑州大学工学院教授、《磷肥与复肥》主编许秀成强调。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专家刘更另也持同样的观点。

　　 许秀成表示，我国化肥施用量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属于超常增长。他曾撰文分析说，1992年~2001年，我国化肥消费量增长了45.2％，而世界化肥消费量在这10年内仅增长了9．2％。如果扣除我国的增长量，世界肥料消费量实际上是减少了。

　　 农民的化肥投入过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许秀成早年曾对此做过调查。1995年,我国化肥占农业生产成本（物资消费加人工费用）25％以上，占物资费用（种子、肥料、农机、排灌）50％以上。根据记者调查和求证，直到1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结论仍然成立。而日本早在2000年，肥料仅占水稻生产成本的6％，若扣除人工费，肥料则占水稻生产物资费用的10％。

　　 其根本原因，在于化肥的利用率太低。赵秉强提供的数据表明，我国氮肥的利用率只有30％，磷肥的利用率最低，只有15％~20％，钾肥相对较高，能达到40％~50％。

　　 在各种养分中，氮肥的损失最为严重。因为氮肥是挥发性的，在土壤中不能存留，用不了就全部损失掉了。此外，化肥污染也不可忽视。

　　 “氮肥的损失率高达50％。全国每年损失的氮肥有1000多万吨，相当于2000多万吨尿素，价值400多亿人民币。”赵秉强不住惋惜。

　　 对此，众多专家和政府官员均表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化肥问题，提高化肥的利用率是当务之急。而要提高化肥的利用率，发展新型肥料，科学施肥又是必由之路。

　　 许秀成曾撰文呼吁，如果科学施肥的话，也可提高化肥的利用率。比如他提到开发适合根际施肥的根际肥料，可使氮的利用率达到83％。他还引用材料称，可使磷的当季利用率由传统的小于20％，提升到80％以上。又比如，利用设施灌溉系统施肥，可使肥料利用率达到80％~90％。

　　 政府也在行动。为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培养肥力，减少有机废弃物的污染，推进有机肥料资源循环再利用，增强农业综合生产的能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2006年中央财政启动了土壤有机质提升试点补贴项目。

　　 高祥照所在的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肥料处正是此项目的牵头单位。他表示，2007年，此项目效果不错。

　　 他提供的材料显示，在试点内，水稻平均亩增产20.8公斤，亩增收35.4元，水、肥、药合计节约9元／亩，总节本增效44元／亩。扣除腐熟剂和增施氮肥的成本，水稻每亩增加纯收益24元。另外，农产品的品质也得到了改善。

　　 除社会效益外，生态效益也很明显。重庆市的分析结果显示，实施秸秆等有机质还田，减少了土层结构破坏，维持良好的土壤团粒结构，保持水土，比未实施秸秆等有机质还田的土壤抗旱能力延长10天,田间持水量提高10.5％。四川省对实施该技术的田块进行养分分析的结果显示，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0．8％~2.5％。

　　 早在2005年，农业部就开始了测土配方施肥的试点。2008年计划实施9亿亩。所谓测土配方施肥，实际就是平衡施肥。先由专家为土地诊断，然后再开出药方，土地就可以吃到对症的药。

　　 配合以上措施，国家还在推广缓控释肥料。在国家颁布的2006~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以及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均把缓控释肥列入重点发展领域。

　　 这种被称为“21世纪高科技环保肥料”的新型肥料，能用各种调控机制使其养分释放率与释放周期和作物生长规律有机结合，从而使肥料养分有效利用率提高30％以上。

　　 在所有的肥料中，多名专家均认为，发展有机肥应是今后中国化肥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高祥照表示，中国有各类可利用的有机肥近70亿吨，含有7千多万吨纯养分，相当于现在化肥总用量的1．5倍。“要是这些有机肥资源都能得到利用的话，中国化肥市场的形势也许就不会这么严峻。”他说。

　　 不过，对于郭地海这样的农民来说，使用有机肥的念头有些不切实际。

　　 在化肥普及之前，郭地海就靠有机肥种田。一亩地，假设要达到100斤化肥的养分，至少也得用上一吨的有机肥。要把这些有机肥施到田里，完全是个体力活。

　　 “有钱难买猪蹄泥。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不怕脏，不怕累。可是我现在担不动了。要是把我的腰闪了，这条老命就完了。”郭地海拍了拍自己的腰，嘿嘿笑了。

　　 的确，在农村人员结构逐渐变成“386170”（分别指妇女、儿童和老人）的情况下，一亩地一吨肥，对于农村这些留守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挑战。

　　 “谁都会算经济账。种地不赚钱，再有好肥料又有什么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更另则认为，必须要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化肥问题。

　　 他表示，在农村土地政策不变，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提高土地的收入，吸引劳动力回到农村。

　　 近年来，刘更另一直致力于高产短期作物的研发。在湖南桃源老家，他设了一个实验点，将北方的土豆移植到那里种植。“一亩地能产3000多斤。按照现在的价格，至少能卖3000块钱。”他笑着说。

　　 而投入，只需要80斤种子。种植也很简单，根本不需要挖坑，把种子往地上一撒，拿稻草盖好即可，平时也不需要打理。

　　 听到有这样的好消息，郭地海咧开嘴笑了，“要是我们这里有这么好的技术，种地的人能赚了钱，咱就出钱雇人担粪。”（记者 郭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