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速度对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效率,更在于市场经济样本的发育成型,它是中国改革开放投入市场河流后未曾消失,因而可以摸到的第一块石头,帮助中国越过了市场经济的第一条河。它使那些恐水的迷惘症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区的试验意义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特区要保持自己的性格才叫特区。特区的性格是什么,那就是所谓“改革试验地”,就是允许这个地方对现状有所突破。“改革除了经济方面的改革,还有司法体制、文化制度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起码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效率化还是有文章可做的。一停下来,就不叫特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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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

　　 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先锋现象,而特区则是改革开放中的先锋事物。

　　 特区之特,不在于享受了特殊政策,和这些地方最终的发展成就如何,而在于没有这个钻头,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历史空间中的掘进就不会达到今天的深度和广度。

　　 实际上,特区本身并不意味着幸运和成功。在谈论特区时,人们最经常想到和提到的是成功的深圳,然而事实是还有汕头这样令人记忆并不深刻的特区或者珠海和厦门这种不显山露水的特区。

　　 而与深圳特区作为“试验田”的意义相伴生的作为“试管”的蛇口,在历史上试验的超前性曾经领先于深圳,也涉及了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先锋意义的改革领域,却仍在历史的发展中归于平淡,令国人知其名而不知其实,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继特区之后确定的14个“准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也命运各异。作为西南开放桥头堡的北海市,其命运的几起几伏得知难明。而此后建省的海南,其被寄予的自由港梦想与顿挫的现实之间,距离之遥也颇含吊诡。与先期政策利好的特区相比,这些后起之秀更多承担了“主观愿景”带来的外部风险和自身失范压力,资源瓶颈、人口压力和亚洲金融危机,使其在学习游泳的过程中备尝风浪。

　　 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区担当的改革开放钻头的使命,有幸运也有风险,难免会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在洞穿历史岩层的进程中,不是每个钻头都能愈砺愈新。

　　 但特区对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意义任何时候都不容否认,它除了是示范性的,更是启示性的。深圳速度对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效率,更在于市场经济样本的发育成型,它是中国改革开放投入市场河流后未曾消失,因而可以摸到的第一块石头,帮助中国越过了市场经济的第一条河。它使那些恐水的迷惘症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区的试验意义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这种使命今天仍没有结束,中国在市场经济河流中还需要很多过河的石头,因此在深圳、浦东之后,又有了滨海新区、成渝“特区”和长株潭试验区。它们把试验的领域和层次进一步推向深广,并且由于其超越前特区的身量,在发挥试验作用的同时锻造着中国的现实。特区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社会的重要方针。

　　 特区的先锋使命从30年前开始,到今天依旧在延伸。本刊以《特区成败》作为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报道的开篇,正是想说明,改革开放不是一个既成事物和现在完成时态,而永远是将来时。

　　 谨以此专题献给改革开放30周年。

　　 深圳过关

　　 停掉造楼,拿什么来继续深圳速度

　　 早上七八点上班时间的皇岗口岸,仍然是从深圳去香港的人比从香港过来的人多。表面看起来,人流趋势和30年前人们争相“逃港”时差不多,“其实不一样哦,打开他们的passport看看,十个有九个是香港人,住在(深圳)这边,赶过去上班。”皇岗边检站警官麦小姐告诉本刊记者。

　　 香港理工大学的青年教师苗波就是这匆匆人流中的一个,他在距皇岗口岸咫尺之遥的东方雅苑小区花2000多人民币租了一套两居室。每天清晨步行到皇岗,“5分钟通关”,从落马洲坐上短线直巴,半小时就到九龙红的校区了。这个距离比起大多数北京、上海工薪族的上班路都要近。

　　 世界平了

　　 “大家都讲求实际的,2000多港币,在那边只能住筒子楼,更不用说这边早茶、宵夜,水、电、煤气统统都省不少啦。”

　　 这道区隔深圳与香港的“关”,并没有让苗波产生生活在别处的感觉,“打开电视,都是一样的节目;平时吃吃喝喝,需要什么都有的;我们读书人应酬不多,感觉不到什么不适应。”

　　 而在30年前,皇岗、罗湖、沙头角这些口岸以至整条深圳河都是需要严防死守的。

　　 王金贵1978年从北京交通部调来深圳筹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他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当时选派干部来深圳,除了业务条件,还有两个附加条件一定要满足,一是政治上非常可靠,自己本人不会逃港;第二个是生活作风要过硬,“因为青壮年男子都游过去了,这边只剩下一些老弱和妇女儿童。”

　　 不止一位当地老干部向本刊说起,实事求是地讲,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向中央提出在毗邻香港的深圳搞一个特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当地人逃港防不胜防,不如“给他们划一个地方,像香港那样搞”。

　　 如果只以这个标准判断,深圳已经算完成了任务。香港特区政府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截止到2005年,一共有25900名香港老人在内地长期居住,其中绝大部分定居在深圳。目前,皇岗、罗湖、福田三个陆路口岸日均通关人数保持在40万到50万人左右,可想而知在深港之间跨境居住、工作的人有多少。

　　 两地生活品质日趋接近,让深圳河彼岸的吸引力逐渐减退。2007年底,香港媒体一度热炒有智囊向特首曾荫权献计,给予200万拥有户籍的深圳居民免检入境香港的权利,以提升旅游消费,刺激经济景气。深圳网络媒体针对此事开展的网上调查却显示,大多数深圳居民对香港“自由行”兴趣不大。

　　 “现在也很容易啊。”深圳一家国有商业银行职员王晓霖告诉本刊,“单程证是拿不到,通行证太好办了,一次的、5年期限的随便你办。”“都是外地人才过去,我们去那边,也没有什么好买的,人民币虽然升值,我们收入也还不如他们,可那边东西还是贵啊。”

　　 来过深圳的人都知道它有两道“关”,比起越来越“自由”的港深口岸,隔离特区与内地的“二线关”更是几乎形同虚设了。5月份,因为奥运火炬传递和举办“文博会”,布吉、梅林等“二线关”一度增强了检查力度,颇令往返的出租车司机不耐烦。

　　 其实,这样的隔三岔五的抽查,与20年前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每辆车都要查,不像现在只查身份证,人人要提前办好边防证。”梅林检查站的边检中队长老陈告诉本刊。“现在还说那些老话干什么,平时站岗的人根本看不到的,这几天不知为什么又要查。”来自湖北的出租车司机胡辉说。

　　 没有什么能比深圳的这两道“关”更形象地说明,30年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是怎样令世界变平的。

　　 眼看快要成为历史遗迹的“二线关”也提醒着人们,光把这块划出来的地方搞得跟香港差不多,还远远不够;深圳身为特区,还被赋予了为整个国家的改革事业勇于实验、冲锋在前的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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