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得太晚了，没赶上救人，就为活着的人做一点事”

　　 如果不听口音，从外表看，李保春和震区随处可见的遭灾者无甚区别。

　　 他是从河北省丰宁县来灾区的志愿者。从5月19日离家至今，他没有换过衣服，没有洗过脸，感觉太脏了就拿湿纸巾擦一擦，胡子已经很长了，而且满脸疲惫。

　　 5月31日，在四川彭州龙门山镇已经变成危房的工商所旁边，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正穿着一身防护服，兑消毒药水，准备给附近的几顶帐篷喷药。他身边的一个牌子上写着“运送尸体车辆消毒处”。

　　 公路旁，距离牌子不到5米的草地上，有两顶小帐篷，是他和另外一名志愿者伙伴“老白”这些天的住处。

　　 打杂儿

　　 当天下午，一名住在李保春左近的志愿者准备回家了，和他告别，“在这里也没有事情干，还是回去吧。”

　　 老李有点惋惜地低声说：“只要自己找，肯定有事情做。”

　　 老李刚来的时候是8个志愿者一起，现在只剩下他和“老白”两个人了。

　　 老李的原则是“碰到什么活就干什么活”。

　　 由于来的时间比较久，在龙门山镇，受灾群众、镇政府、驻地的疾控中心、卫生院，各部门的人都对老李很熟，都叫他“老李”，有什么活也愿意找他干。

　　 受灾群众的帐篷漏雨了，他去帮着钉；疾控中心要消毒灭蝇，找他去喷药；龙门山镇卫生所搬家，叫他过去搬东西；有捐赠者开车送来十箱婴儿奶粉，他就扛着奶粉，帮着找那些有小孩的帐篷。

　　 “我能理解，让他亲手把一包奶粉送到受灾群众手里，比捐出一笔钱更欣慰。”老李说。

　　 有时他会感叹：“来得太晚了，没赶上救人”，所以就“为活着的人做一点事”。

　　 晚饭后，一个龙门山镇卫生院的工作人员把他喊过去，指着身后帐篷里的一堆东西说：“别人捐来10顶帐篷，10箱（食用）油，交给你吧，你看着别丢了，找时间发下去，对方要收条。”

　　 很快，卫生院的一个女医生凑过来，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说：“我全家人现在分头挤在人家的帐篷里，能不能给我一顶？”

　　 “哦，这个，我找老白商量一下，再说。”

　　 10顶帐篷，这么多受灾者，怎么分才公平？这让老李格外为难。

　　 到灾区去

　　 “到灾区去！”是老李最原始的想法，因为“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孩子，真受不了，又当过兵，去了哪怕就出点力，帮点忙。”

　　 5月19日，老李从老家河北承德地区的丰宁县出发，23日到了龙门山镇。

　　 从老家出发时，他背了两个大包，里面有帐篷、撬棍、战备铁锹、安全帽、救生绳、急救箱、压缩饼干等，救生、医疗和野外生存的装备一应俱全。

　　 先坐大巴到北京转坐火车。

　　 在北京站上车的时候，老李看到一个人也大包小包地背着，就上去问：“哥们儿，是不是到四川？”

　　 这个人就是老李后来的“战友”白丁，北京的自由职业者。

　　 35小时后，他们在成都火车站下车时，队伍已经扩大到8个人，其中包括一个扛着一箱方便面、穿着一双布鞋的民工；一个做海鲜生意的个体户；一名开过坦克和各种大型机械的退伍老兵和一名退伍空降兵；一个做过防化工作的公司职员；还有一个搞艺术的女孩。

　　 成都团市委在市政府办公楼前的广场上搭建了临时办公帐篷，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围着报名做志愿者。“主要想去挂个名，防止万一死在灾区没有人知道。”老李说。

　　 工作人员开口就问：“有没有钱和物资？”“有没有带车？”

　　 他们除了一身力气什么也没有。填了一张表，写好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还有擅长什么，比如搜救、开大型机械还是医疗。

　　 填完表，他们被告知“等着”。

　　 在等待的过程中，一个和他们乘同一辆火车到成都的北京的大学生志愿者，已经在四川电视台的摄像机前接受了采访。很快，这名志愿者和团市委的工作人员接上了头，被任命为“北京志愿者驻成都的总联络人”。

　　 等了两个小时后，老李他们8个人商量了一下，直奔彭州。

　　 选择彭州，是因为地震后前几天的新闻里几乎没有这个地方的报道，而他们通过朋友打听到，济南军区的野战医院就驻扎在彭州通济镇，“推测那里的灾情很严重。”

　　 到了彭州，听说路断了。8个人叫了两辆出租车，说好每辆车50元钱，送到从彭州去通济镇的路口，但后来出租车司机听说是志愿者，说什么也不要钱。

　　 在去往通济镇的路口，他们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一辆运送赈灾物资的车，就以“退伍老兵”的名义搭车，剩下的几个人拦住一辆“三蹦子”（三轮摩托车），跟在后面。

　　 当晚，他们的帐篷就搭在通济中学的操场上。

　　 第二天，8个人继续向前探路，当地人说，“里面更严重”。

　　 因此他们一路向前，23日下午终于到达龙门山镇，就是被山体滑坡埋掉的银厂沟的所在地，彭州受灾最严重的地方。